“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在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产能过剩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本文厘清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涵,认为其与国外所述的产能过剩现象存在巨大差别,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恶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利益博弈关系相互关联,因而化解它需要从重建政府与市场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关系入手,要点是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型。     

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以1996年以来的钢铁业为例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近年来,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煤化工等处于全行业亏损的困境,甚至连一度被推崇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也由于产能全面过剩而步入衰退.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及其形成机制,在于多年来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强制性干预,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升迁激励机制,以及历史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地方本位主义传统.因此,只有抛弃过往以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强制干预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方式,改进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及晋升激励机制,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制度、推动政府治理转型,才能根治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顽疾,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供给侧改革、金融关联与企业产能过剩

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推进我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中国金融压抑与关系型治理模式并存的背景下,金融关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概率。银行关联企业的银行借款越多,产能利用率越低;但券商关联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金融关联导致的产能利用率降幅更大。在金融关联内部,银行关联和券商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产能利用率越低;具备市场经验的高管越多,产能利用率越高。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

学界多从现象和数据出发分析产能过剩,忽视了产能过剩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产能过剩出现的频度、强度也较高。政府干预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也在制止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形成机制错综复杂,既有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也包括产业自身的因素。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产能过剩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并与产品的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其根本是市场因素。产能过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力促其最小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念不能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文章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工业产能过剩“窖藏效应”的数理分析及其实证检验

针对过剩生产能力形成原因的不同学术观点,我们提出了厂商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要素窖藏行为假说,即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冲击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通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的方法建立了产能过剩形成的经济波动假说的数理模型,分析和刻画了由宏观经济波动引起的要素窖藏行为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形成机理。并利用1992—2005年分地区工业数据,采用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的过剩产能测度和带有异方差和自回归一致(HAC)修正的混合回归模型对产能过剩的波动窖藏假说进行了检验,验证了"窖藏效应"的存在性。     

论城市竞争与产业地域分工的冲突——兼论“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

产能过剩源于不顾比较优势原理局限条件——分工的社会基础——而造成的城市竞争与产业地域分工的冲突。遏制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回归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但需要使竞争机制与社会治理机制在资源的空间配置过程中相辅相成、互有补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阶段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是在完善城市竞争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同时,重新构筑以大都市区为地理单元的区域治理新体制。     

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而且还受制度演变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建立的基础及其对规制制度演变的可能影响。中美两国在环境规制构建基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环境规制建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公众是规制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且规制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环境规制则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机构先天缺乏独立性,环境规制往往沦为地方政府相机使用的政策工具。在路径依赖作用下,环境规制的构建基础将在制度演变过程中不断被固化,关于环境规制改革的任何举措均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未来中国需要根据制度环境做出适当安排,大力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同时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范围和层次。     

行政契约在环境规制领域的展开

在规制革新的浪潮中行政契约作为传统"命令与控制"手段的替代品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是行政契约并不仅仅对规制机关与被规制企业产生影响,同时也对第三人也即公众及其环境权益产生影响,因此,行政契约中公众权利的保护乃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必须杜绝"密室契约"现象,在契约的缔结、履行、评估和司法执行中应当遵循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原则。     

区域绿色水资源效率提升的门槛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视角

运用SE-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31个省份2000—2017年的绿色水资源效率,构建总体环境规制以及三类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水资源效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且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基本呈现依次降低的梯度格局;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门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其他两类,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环境规制的异质性,采用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调整环境规制的最佳区间。充分发挥命令型环境规制的驱动作用,注重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弥补自主型环境规制的短板问题,促进区域绿色水资源效率提升。     

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通过设置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着重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全局性与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全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前期控制阶段,二氧化硫对东部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前期控制阶段,烟(粉)尘对东部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后期治理阶段,而环境规制对中部与西部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幅度较小,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2)全国、东部与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提升方面存在协同效应,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提升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环境规制工具应根据区域的差异设置不同的组合。3)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空间效应、时间效应与时空效应都较为显著,通过加强空间关联与时间累积推动中西部城市发展质量提升已成为当务之急。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GMM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正面临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30个主要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会抑制产业升级,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且不断增强时,产业结构水平持续上升;长江经济带总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主要城市依然处于外延式的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发达城市的拐点值小于欠发达城市,相对更容易越过门槛值进而使得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论规制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为分析文本

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是指,政策执行客体和广大公众,对公共政策方案执行之可预期结果的主观评价和公共认同程度。其一般函数关系是:政策执行可接受性=政治权威的信任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其中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对"可接受性"起决定作用,程序公正是构成政策客体公平知觉的重要因素。当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为负时,强化政治权威的信任度,能够增进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考察当代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现状,发现在作为政策执行客体的当事企业,对环境规制结果缺乏政策感知和激励认同的情况下,以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权威为基础,加大规制客体分配公正的政策收益,以刺激政策客体对规制工具的价值认同,成为强化"规制性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落实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