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婚姻制度的松动与走向研究——兼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

婚姻制度在任何社会里都是衡量文明与进步的标尺,它通过文化习俗和法律规定反映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凉山彝族上千年的传统婚姻制度延续至今,仍保留了家支外婚、民族内婚和等级内婚等主要特征。在凉山解放、民主改革、婚姻法、市场经济、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变革性因素冲击下,凉山彝族的民族内婚和等级内婚制度出现松动。处于彝族社会中层的年轻群体开始尝试族际婚姻和等级外婚姻,而处于彝族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的社会流动性很弱,他们在传统婚姻制度的约制下囿于贫困陷阱而难以改变现状。     

从平安时代婚姻和家庭形态的角度分析“摄关政治”现象

日本平安时代的婚姻、家庭形态——"访妻婚"和"妻方居住婚"与当时的"摄关政治"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对日本史料以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当时的婚姻、家庭形态中所包含的"小孩的归属"问题、"近亲婚姻"问题和"正妻地位的确立"问题对"摄关政治"的确立、持续和衰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蒙古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初探

宗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对蒙古族婚姻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当今学术界尚无从宗法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章。蒙古族进入阶级社会后 ,受到宗法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收继婚、抢婚制、世代婚、等级婚、入赘婚、买卖婚、抱斧婚等名目繁多的宗法性婚姻形态。在蒙古族历史上 ,宗法性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父母主婚的原则、服从神权的原则和族外婚原则。蒙古族宗法性婚姻形态形成的原因 ,是由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宗教和其他民族影响所造成的     

民俗学视域下的海洋文化研究:渔村村落记忆

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我国渔村发生了变迁,其主要的改变趋势:一是青壮年渔民离开渔村外出打工,进而造成渔村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二是渔民借助本地环境资源转产转业,从事休闲渔业、旅游等行业,促使渔村城镇化转型。渔村千百年来形成的渔民传统生活文化和渔村社会情感纽带正面临断裂的危机,因此当前有很多渔村在海洋文化发展中都非常重视关于渔村发展史和渔民个人生活史的记述,体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通过对舟山群岛新区蚂蚁岛渔村的实地访谈等交流方式,参与到这种“渔村村落记忆”的文化实践中,试图找出渔村社会中的一些文化实践现象。     

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的历史变迁——以凉山彝族等级内婚制为例

旧凉山彝族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习惯法严禁不同等级成员间发生婚姻和婚外性关系,违反者将受到被处死的严厉惩罚。凉山解放之初,政府就实施了废除奴隶制和等级制的民主改革,后来又进行了旨在打破等级内婚制度的婚姻改革。但在目前的凉山彝区,与等级制相适应的等级观念,仍未从彝人头脑中消失,等级内婚制度也仍得以执行。等级观念及等级内婚制的延续,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结构虽已发生剧烈变化,但习惯依然滞后、脱节,另一方面,政府在凉山彝区,过分强调阶级话语,对彝族人再次进行明显区分,使等级观念、等级界限没有消减,反而得到保持和强化。特别是当时提倡的阶级血统论与凉山彝族传统的等级血统论不谋而合,更进一步加深人们的等级观。婚姻改革也因采用阶级至上,阶级血统论手段,反而强化等级内婚。不过,由于国家政权、法律和市场经济等现代因素的存在,现在等级内婚制度的形式和实质,及对违反等级内婚制的处罚都已发生变迁。     

试析元杂剧中三种另类婚姻形态的文化意蕴

元代是蒙古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融合时代,这一特殊环境必然使得传统的汉儒文化与唐宋以来传承的社会精神风貌发生重大变化,婚姻形态的多样性特征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本文对元杂剧中描写较多的指腹婚、赘婿婚、掠夺婚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种相异于聘娶婚的"另类"婚姻在元杂剧中既体现为历史意义上的存在,又渗透着人文意义上的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三渔”问题产生的根源剖析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将我国带入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从深层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社会变迁中的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由于资源枯竭与制度缺陷,渔业成为弱质产业;由于阶层分化与社会排斥,渔民沦为弱势群体;由于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渔村社会发展缓慢。     

社区营造视角下传统渔村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传统渔村是我国独特的村落形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但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严重的挑战。社区营造视角强调居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度,通过社区内的居民参与,实现渔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区营造视角也注重渔村的整体环境营造,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通过社区营造视角的应用,可以促进传统渔村保护与发展更加符合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特点。本文分析传统渔村保护与发展的政策演变以及相关活动的效果,旨在提出有效的保护措施,促进传统渔村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及其保障

新时期农民工阶层的地位保障和提升问题尤显突出。阶层地位的评价分析涉及政治地位、社会经济地位和自我评价等不同维度。目前农民工的政治地位体现为一种国家意志,实际政治权利仍有待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处于较低层次,同时对应着较低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农民工的阶层地位还呈现明显的结构差异和群体差异。应对新的社会矛盾,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阶层,从民主参与、权益保护、素质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舆论等多个维度提升其阶层地位。     

旅游型海岛居民可持续生计与迁居意愿研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为探究旅游型海岛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与迁居意愿,文章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岛民进行调查,以获取岛民家庭的基本情况、岛民各项生计资本状况、岛民主要生计方式和岛民迁居意愿数据,借鉴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建立以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为影响因子的岛民生计资本的指标体系,对长海县岛民可持续生计特征与迁居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长山岛生计资本总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度均为最大值,其中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比及存量均为最大值;小长山岛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占比及自然资本存量均为最大值;广鹿岛物质资本存量最大。稳定收入型是中心社区主要生计策略;兼营生计型与传统生计型是传统渔村和旅游村的主要生计策略。务工主导型和传统生计型岛民生计脆弱性高,兼营生计型和商业经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稳定收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低。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得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迁居意愿影响显著,进一步探索出影响岛民迁居意愿的生计资本指标。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