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郁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对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分析

鲁迅曾大量接触过陀氏的作品及研究资料,对国内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工作给予过热情的帮助与支持,鲁迅许多文章与译作中都有过对陀氏的专门评论,他对陀氏风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鲁迅对陀氏有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后期态度有所变化。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人物的成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存在着相当一批具有共同特征的正面人物 ,他们是心地高洁、善于隐忍、自我牺牲、爱人如己、人间基督般的同质异构体 ,笔者名之为“基督式人物”。本文从伦理需求、宗教情感、人格发展几个方面论述这类人物的创作成因。作为一位“追求、斗争、动摇和信仰的时代”中的作家 ,陀氏力求分析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迫切和病态的问题 ,并对其作出积极的回答。他认为 ,当前的乱世是历史向未来黄金时代过渡的危机阶段 ,人类依靠张扬内心的优良品质可以重建纯洁与和谐的社会形态。弘扬道德需要借助完美的人格榜样 ,而基督正是作为一种超常的道德凝聚力 ,把大家维系在一起。以基督为原型构想的主人公在思想的纯净和行为的高洁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是陀氏在作品中为人类设置的崇高的人性标准。对于作家来说 ,基督式人物是从他自身无限缺憾的本性中孕育的完人 ,是他在爱与美品格上潜力无穷的“超我” ,这一受到有涯生命的限制未能得到充分开发的“超我”在其虚构世界中得到极致的展示。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基督教精神

信仰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核心问题。他用纯粹文学的方式探讨神秘的信仰 ;用人性的眼光 ,解读俄罗斯的基督教精神。作家把俄罗斯下层民众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虔诚信仰和坚忍品质 ,看作是带领俄罗斯走出苦难、走向未来的保证。而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青年对基督教的反叛 ,在作家看来 ,只会使人们精神迷乱、道德堕落 ,最终导致社会失序。在信仰的层面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展示了复杂多变的人性。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我在之思”

作为一个1 9世纪的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散发越来越撼人的魅力,是什么在作怪呢?笔者认为,是"诗者之思"的力量."思"是人的一种建立在"自我认同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批判"."思"可以为文学培养生命的感受力与审美的体验力,并同时为文学积淀价值的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毕生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的在心理体验(忧郁,虚无,安宁)中认同自我,触动那深层的令人生畏的自我,然后在不断的心理认识(困惑,焦虑)中反思自我,拷问那灵魂的令己不安的此在.是"诗中有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风格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堕落与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介新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原型形象中 ,女性人物是深具文化意蕴的一类。依照弗莱的理论 ,她们可归入“中介新娘”原型。中介新娘是堕落的 ,但并不邪恶 ,她们“爱多”的品质成为拯救———自我救赎和拯救他人———的条件     

存在主义文学的对位性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穆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中国现代诗人穆旦的诗作也呈现出存在主义本色,将两者在特定的视域中进行对位性解读不失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范畴.“对位性”是指两者在存在主义诗学意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小说诗学)上的对应与通融,具体表现在:一是尼采的“酒神式”艺术精神及其审美表现形态成为两者的诗学切合点,如果说陀氏关注的是“上帝死了”后类似于“地下室”乃至“死屋”般的生命存在状态,并通过酒神精神进行审美探究,那么穆旦诗作则彰显自由意志对生命现象的肯定,这种肯定以酒神式狂欢呈现进而获得形而上的审美慰藉.其二,与酒神艺术精神相应的是陀氏小说中的复调形态,陀氏在复调式多声部合奏中构建了小说的先验性存在结构,其中寄寓了个性的自由选择与上帝的必然意志之间悖谬关系;穆旦在非自觉的状态下将陀氏的复调性引借、融入到诗歌中,并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方式、在存在的焦虑与现实的生存状态间体验着“丰富的痛苦”.     

宗教语境下的超越型自杀者——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自杀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众多自杀人物中以宗教意义上的自杀者最为常见,可称为宗教语境下的超越型自杀者,其典型是《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和《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他们以超越的方式赋予了自杀最大的权力,并以这种权力质疑现存的一切,并建立起超越性质的理论空间和理想空间。这不仅是对哲学意识形态的思考,还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探索,更是对人超越本性的试验性考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天鹅之歌—— "普希金演说" 研究

"普希金演说"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纪念普希金为契机, 重申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对看待俄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积极意义, "演说" 的焦点仍然是关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及为俄国未来道路的忧思, 囊括了其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 "普希金演说" 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亦对后世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情节:预设的"末日"--末日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情节的表现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有着深厚末日情怀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事件相互作用,作家则注视着情节发展,并挖掘出希望.可以说,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负载着作家精神朝至的历程,是作家预设的"末日",这使得情节具有两极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的表现特征.     

物化批判:卢卡奇对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解读

卢卡奇从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中的拜物教批判理论解读出了物化批判,并且拓展了对意识的物化批判.但由于思想来源的复杂性,既有对马克思的本真精神的追求,也有德国古典哲学尤其黑格尔浓厚的气息,还受到韦伯、西美尔等的影响,他在解读马克思时忽略了其拜物教批判理论中的生产关系线索,而关注了生产力批判,最后在总体性的同一的主客体辩证法逻辑下,只能走上借助于无产阶级意识觉醒,依靠主体热情来实现革命的道路.     

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拯救主题

在人与上帝的二维向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展开了寻求拯救的主题。小说通过拉斯柯尼科夫等人的悲剧,否定了人企图取代上帝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昭示了人的有限性;通过索尼娅等人所持守的十字架精神,展现了人在上帝中获救的无限可能性,但现实与历史又把信仰置于永恒的怀疑中。小说对于人与上帝的可能性考察并没有完成。这种对话的未完成状态,正昭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让思想进行交锋;共时艺术的使用;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     

耦合家庭:文学视阈下的转型社会图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

所谓耦合家庭,缘于其家庭的组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即兴的享乐主义思想或卑劣的功利目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则是这种耦合家庭最典型的诠释.它延续了俄罗斯文学＂父与子＂的话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文学视阈下的转型社会图景,但它已超越了文学界限,作者进行的是革新生活的探索.     

青年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批判了近代形式理性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近代形式理性是一种反思的、历史的和总体的理性,它是以认识论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思维遇到既定性的、非理性的事实,使近代哲学陷进主客体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实践、艺术、历史、文化等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在更高层次上说明了它的不可解决性.卢卡奇利用总体性辩证法,揭示了具体历史的内部结构.他把"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从空间结构维度推及时间历史维度,以主体性原则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从而超越了形式理性的二律背反.     

论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及其理论困境

卢卡奇是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批判和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对现代性批判的,然而,卢卡奇是在作为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的黑格尔哲学框架内展开对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即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解决形而上学所造成的理论困境,从而使其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理论困境。     

时间的空间化——再论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理论及其现代性价值

青年卢卡奇沿着“商品—时间的空间化—物化意识”的路径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性物化现象,时间的空间化则是物化意识生成及批判的关键。现代社会全面商品化、抽象化,时间的空间化则以合理化的劳动时间形式,从客体侵入主体、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总体,催生物化意识的生成。时间的空间化指向一种无限进展的非质变状态,并否定“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因而揭示出物化意识非批判性、非生命意义的实质。这种对时间的理解深化了卢卡奇基于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思想,阐扬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时间向度,且与西方现代某些重要思潮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