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具有权威性与普遍性的机构,在促进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引领者、协调人、保证人和信息中心的作用,总的来说,具有中心地位。通过考察在非典疫情、埃博拉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贡献,可以看到该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权威方面的有限性,以及影响其运作成效的制约因素。尽管全球卫生治理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低级政治"领域,但疫情自身的特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以及各国的现实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都是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其中,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是主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美国等主要行为体的政策及其互动。     

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造成了重大打击。历史上,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特朗普的上台更是扭转了奥巴马政府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政策,从废止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和回归传统能源政策三个方面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再一次反映出美国气候政策的"周期性"和"易变性"。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政府退出决定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系统性解读。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不同层面和发展趋势综合考量特朗普政府气候决策调整的动因。同时从国内气候治理、《巴黎协定》走向和全球气候格局等几个方面来理顺其政策影响的延展逻辑。本文提出在现有的美国政策环境下,中方可以加强同美在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能源市场和全球天然气市场、绿色金融、气候融资等方面的合作,维护中美气候合作,积极寻求全球气候制度性权力,维护和提升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利益和诉求。     

“阿迦汗发展网络”:东非百年全球卫生治理经验与借鉴

非西方、非本土的社会组织可以在东非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通过研究阿迦汗发展网络(AKDN)在东非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指出其之所以能在东非广泛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不仅与印度和东非悠久的互动史有关,还与其采取"去宗教化、发展世俗化"的本土化策略有关。该网络不仅积极主动与本土原生社区融合,维护本教人员核心利益和地位,还与西方、全球性组织合作,同时积极争取话语权。与此对应,阿迦汗发展网络有五点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分别为与本土社区合作,促使华人华侨社区参与,积极与全球性或西方的组织交流合作,支持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通过当地媒体有效展示项目成果。最后,该案例提示,非西方、非本土的社会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做出贡献应予积极阐释,其本土化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     

大国控制国际组织何以成败——以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为例（2020—2022）

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国际组织成为大国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场域。“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当作为代理人的国际组织偏离了作为委托人的主要大国偏好时,主要大国会通过控制机制来控制国际组织。控制方式分为“单边威胁”和“多边加强”两类。在控制内容与国际组织适配度高的情况下,“单边威胁”易取得较好效果;除适配度外,“多边加强”生效还需该国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偏好一致性。本文以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为案例进行研究。在该案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威胁”控制政策效果不佳,而拜登政府的“多边加强”控制政策效果较好。国际组织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舞台和战略工具。我国在处理自身与国际组织关系、与国际组织内部其他成员国关系时,应冷静分析委托方和代理方的结构性特征,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

特朗普政府用不到12个月时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试图对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全面阐述。报告始终贯穿特朗普"美国第一"思想,强调国内各领域协调发展,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现有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当成其主要安全挑战。本文分析报告快速出台的原因,评判"美国第一"安全战略的来龙去脉,认为经冷战后20多年的演变,美国正回归大国政治轨道,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     

浅议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冷战后美国亚太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安全利益份量相对减轻，利益结构重心偏向经济利益；二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交叉渗透，它们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三是与冷战时期相比，在亚太地区扩展美式“民主”与“自由”成为美国亚太利益中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根据变化了的亚太战略形势及自身利益结构，形成了新的亚太战略：调整大国关系，防止地区内出现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以双边关系为主，多边关系为辅，构筑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政治秩序；保持前沿军事存在的规模，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活动，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并作为确保美国亚太利益的支撑点；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剧烈变动期,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相关文献,可将冷战后30年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识形成期(1999—2009年)和酝酿期(2009年至今)。美国学界在这三个时期的研究各有侧重,但没有超出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术流派或三组核心命题的外延,只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进程因应现实需求而在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展望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其具有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的内在战略发展需求,而非仅仅受限于美方压力,日本的战略文化思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双方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动力日益增强,也具备凸显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操作空间。     

美国气候安全战略演进逻辑及启示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而是向兼具政治属性的安全问题转变。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将气候安全置于核心地位，并将其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优先项。美国历届政府在推动气候安全战略上，可以分为早期认知阶段、克林顿政府时期探索阶段、小布什政府时期扩展阶段、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阶段、特朗普政府时期否定阶段和拜登政府时期升级阶段等过程。同时，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建立，是气候变化问题独特属性、全球科技竞争和美国内生条件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当前拜登政府构建气候安全战略实施体系，强化盟友关系、增强科研力量、加大对中国施压将成为未来重点。因此，我国应重视气候安全挑战，并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     

特朗普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与前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始终坚持其在竞选过程中不断强调的"美国优先"基本政治原则,并将这一政治原则完全贯穿于对日政策之中。综合考量日本在对华制衡中的关键作用和战略定位之后,特朗普政府制定了具有显著单边化、内向化特征的对日政策,突出表现为外交政策上凸显单边化战略思维与政策取向,军事政策上强调"成本分担"的现实利益,贸易政策上追求利益再平衡、构建新的美日利益分配模式。受其影响,未来日本的对美关系发展将延续"合而不从"的底线思维,同时美国将在更多层面受到源自日本的"反向"压力。     

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考量

后冷战时代,打着"变革"旗帜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能否超越意识形态的蕃蓠,更加务实,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实问题.通过对二战后美国外交的历史考察可见,追求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及美国式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一直是美国外交的关注重点,无论冷战时的遏制政策、冷战后的克林顿主义、布什主义都无不如此.通过对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一些障碍性因素的剖析,期望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着眼于国家利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     

“美国优先”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探析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法团主义”视角下政府、社会协作关系的构建与运作——基于宁波北仑“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的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利益群体之间日益增多的矛盾和冲突,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严重挑战.能否将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纳入制度化管道,协调不同矛盾,形成公共政策,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具备的治理能力.宁波北仑区建立的"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继承了当下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法团主义色彩,又与基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基层政府与各种社会利益主体良性互动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特朗普政府的外空军控政策分析

太空军备竞赛、太空武器化给太空安全、国际战略安全与平衡造成严重影响。但是特朗普政府逆世界潮流,阻止联合国政府专家组达成防止太空军备竞赛报告共识,拒绝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太空军备控制条约,并大力发展太空军备,这主要源于美国太空霸权战略,也是特朗普政府用实力追求和平在太空领域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用美国制定的太空交通管理、美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太空透明信任机制,取代联合国主导的太空透明与信任机制、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等倡议,既避免了实施外空军控的法律义务,又减轻了由于美国拒绝实施外空军控而遭受的道德压力,同时可以收获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中包含的"美国安全例外"的实惠。美国拒绝实施太空军备控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太空军备竞赛加剧,国际核裁军与核军控进程放缓,太空治理的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美国强化环孟加拉湾地区政策:措施、动因及影响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地区的战略愿景以来,孟加拉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美国不断加大对该地区外交、安全方面的投入,试图通过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在保持其优势地位的基础上,推动印度扮演"责任承担者"角色,自己居于幕后成为保证区域安全的支配性力量。同时,美国还试图在该地区拓展伙伴关系,参与地区机制建设,运用排他性制度制衡策略阻挠中国在区域内的制度建设努力。美国在该地区采取的疏离或针对中国的举措明显出于"大国竞争"的战略考虑,这必然会压缩两国维护共同海洋利益的合作空间。同时,"下注印度"会诱导印度在孟加拉湾采取强势海洋政策,最终导致中印美在该地区的战略互动朝对抗性方向发展,干扰地区安全治理模式的选择与进程。美国在环孟加拉湾地区的政策调整能否达到其预期目的,还将受到自身实力相对衰落、印度的态度及区域内中小国家外交决策偏好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冷战时期日台关系的演变轨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50年代初，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志，与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由“官方”转为“民间”。至冷战结束，日台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政治关系也逐渐升温。整个冷战时期，日台关系跌宕起伏，有升有降。日本维系日台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其国家利益，其对台政策的取舍主要是受美国对台战略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关系博弈的影响。     

低制度化治理与非正式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一个难题的考察

治理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价值)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可以从制度的成型化、制度的认同和执行情况、对反制度行为的处罚等几个方面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日益制度化。但在转型时期,由于一些领域的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因此这些领域的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这种制度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大量运用各种组织性非正式规则(制度)实现其利益,影响了治理的制度化和绩效。组织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理论的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为新制度主义关于非正式制度及其作用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现。     

基于Petri网模型的府际利益均衡分析

府际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一直是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府际关系是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府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如何调整政府间的利益达到均衡,使政府的治理水平更好,是中央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是提高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本文针对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运用Petri网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府际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对如何调整府际关系做出分析,对深刻理解及保障中国政府间关系向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国内—国际互动的解释

近期,英国"脱欧"以及美国退出或威胁退出一系列国际制度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家退出行为的关注。这种"退群"行为会对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有关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系统性研究仍然较少。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国内—国际互动过程。当国家在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出现收益损耗时,国家通常会面临退出、呼吁改革和沉默三种基本选项。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分配、国内利益和偏好及国际制度的约束力等国内国际因素,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推动国家退出偏好的形成。国家退出的偏好最终转化为退出的决策,也受到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框架的共同束缚。国家与国际制度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判断国家退出行为成本收益的重要指标,国内决策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则是国家退出能否在国内获得批准的重要因素。     

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信任程度开始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双方互信关系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中美战略互疑与相互防范已从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互信的迅速流失既是双方在利益博弈中预期不断失败的结果,也反映了双方从有限的良性互动向恶性互动逐渐转变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中美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理性信任与过程信任主导的信任模式,中美互信关系因缺乏足够的感性信任基础、外部制度保障和内部信任激励与监管机制而脆弱性、情境性较强,稳定性较弱。其直接原因则应归咎于金融危机后中美相互战略对冲机制(mutual strategic hedging)的形成以及双方在这一机制下互动过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