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祁寯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祁寯藻为晚清名臣,以政治功业、学术思想和诗文成就闻名于世。晚清以来关于祁寯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端、分流、重振的过程,当前成果颇丰。通过分析近年来研究选题的重心及成果分布,可以发现祁寯藻研究仍存在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深度广度不足等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和可持续的研究领域。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以《李超传》为中心看民国女性家庭财产继承权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曾发生过一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学生李超之死,这一事件所关涉到的核心法律权利即女性家庭财产继承权,而这是女性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专门为此所写的《李超传》也成为中国现代对女性财产权进行观照的最重要文本,"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即使到今天,虽然国家赋予了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在中国广大乡土社会里,习俗的力量仍然强大无比,很多女性仍然没有实际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等多项权利。因而我们今天再次审视和研究《李超传》,并以此来观照当今女性生存状态,仍然很有必要而且充满意义。     

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论萧红小说的小城系列——以《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后花园》为中心

萧红小说的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她的＂小城系列＂.尽管这类小说是写小城镇的,却以黑土文化为底色,不仅展示了寒地的荒原景象,更展示了生命的荒原景象,它超越了一般的反映现实的层面,而带着民族文化寻根的意味,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并趋近于人生哲学高度.     

东西方文化差异下的妓女婚恋题材小说——以《李娃传》和《茶花女》为中心

《李娃传》和《茶花女》这两部反映妓女婚恋题材的作品具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其背后反映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好利重义的世俗精神、讲究"圆满"的"中庸性"以及对生活所具有的美好愿望,而西方文化具有强调精神的超越性、追求史诗性的悲剧精神以及直面生活真实的如实精神。     

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

关于戴震早年是否为朱熹学术的维护者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以近年发现的戴震早年治诗作品《毛诗补传》入手来对此问题加以辨析。细绎《毛诗补传》可发现,戴震在词义考释、诗旨阐发及淫诗说、赋比兴等方面,对朱熹《诗集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由此可知,戴震早年并非朱熹学术信徒。戴震治学不立门户,毕生遵奉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正是其践履治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高句丽与北魏关系史料辨析——以《魏书·高句丽传》为中心

《魏书·高句丽传》反映魏丽关系的文字不足一千字,但已足够生动记录二者百年间的关系演变。从分析史料入手,看二者关系走向,进而明确该文献在高句丽与北魏关系研究中的价值与地位。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再创作——以《列国志传》为中心

20世纪初期,通过改编《列国志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翻案小说在朝鲜半岛盛极一时。将这些翻案小说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分类整理之后可以发现:遵循原著、注重史实的传记类小说目的在于通过历史警示后人、批判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英雄的迫切呼声;而以商业化目的为主、追求趣味性要素的演绎类小说则单纯为满足大众审美需求,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体现通俗性导向。翻案小说的出现,使《列国志传》等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原著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解构和再创作,从而更好地被国外读者所接受。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从《十二真君传》看初唐仙传叙事模式之新变——兼论其与《晋书》、《搜神记》之关联

《十二真君传》是初唐高宗时道士胡慧超所撰的一部关于晋代道士许逊及其弟子的传记。其中的《许真君》作为一篇仙传性质的作品 ,已基本上摆脱了六朝仙传叙事模式的制约 :说教与辅道的色彩开始淡化 ,想象力、描述性和情节性大大增强 ;在素材选择与处理上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 :作者大量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来化用其他文献中的材料 ,以集中强化自己的创作意图 ,这与后世小说通过虚构以升华主题的手法十分相似。《吴真君》篇则在素材方面完全以正史《晋书》和志怪作品集《搜神记》为渊源 ,而《吴真君》和《兰公》两篇之撰述风格与意图又共同受到《晋书》中某些篇章的强烈影响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基于生态女性主义的中加婚姻观探究 ——以爱丽丝《逃离》和萧红《呼兰河传》为比较

生态女性主义提倡女性在社会和自然中保持独立自主、意识自由、多元发展,这一思潮的提出对探讨女性婚姻观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文章以生态女性主义为切入点和落脚点,以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经典文学作品《逃离》和中国作家萧红的经典作品《呼兰河传》为例,对中加婚姻观中的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对传统观念、舆论影响、原生家庭三个外在维度和对女性性格、面对冲突两个内在维度的探讨.中加婚姻观各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生态女性主义中所提倡的女性独立自主、理性发展应该得到重视和鼓励.     

理学的知识考古——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中心

理学由于是富具价值论题的哲学型态,因此其知识探求的方式一直缺乏讨论,而清代考证学的崛起所标示的汉学与宋学对立,致使理学的知识探求被彰显为不可靠的空疏风格。《仪礼》的复原工作由于极具纯形式的知识考古,因而能够成为理解理学的知识探求方式的重要对象。本文以宋末元初理学成熟时期的《仪礼》代表性成果敖继公的《仪礼集说》为中心,分析其复原《仪礼》的工作过程,以及敖门相关的经学研究,以呈现理学的知识考古。     

历史与信仰：《犹滴传》中的象征与隐喻

《犹滴传》是希伯来晚期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该文本通常被认为成书于犹太人被卷入希腊化浪潮之后,是坚持一神论信仰的犹太民族对那个时代的希腊化历史潮流冲击的一种回应。希腊化既有东西文明的融合,也有血与火的激烈冲突。《犹滴传》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巧且大胆的虚构,运用象征巧妙地使历史与信仰这两种叙事相融合。在《犹滴传》中,"城"是强大的反抗耶和华的力量,象征着犹太人民面临的挑战,"山"则是犹太民族独一性的象征,隐喻着耶和华于危难之际对犹太民族的庇护。文本赋予"山"与"城"以隐喻象征,一方面彰显了犹太人民忠诚于耶和华的信仰传统,重申申命派史书的基本神学;另一方面则展现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共同命运,即通过耶和华的神圣力量打破艰难困境从而实现以弱胜强。     

论《禅林僧宝传》撰述体例与南宋禅僧传的关系

北宋禅僧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开创了禅僧传新的撰述体例,主张兼载禅师机缘语句和生平行事,又特别强调禅师入道之由和临终之效,要求上述内容相互关联,具载始终,并于传后系之以赞。这一体例以佛教内外史学观念、宗教观念、隐喻修辞为依据,抱有宗教意图,与史传不尽相同。从文类、叙事来看,后出的《补禅林僧宝传》《僧宝正续传》因循《禅林僧宝传》的撰述体例,这种因循成为想象、传说、典故进入禅僧传以形成故事的重要原因,但其真实性、完整性难以完全征信。此外,《僧宝正续传》的撰者祖琇对《禅林僧宝传》的赞辞持批驳态度,反对一味书法褒贬,主张深探《春秋》之旨,以列圣大中之道定正邪得失,其赞辞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