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及路径

理念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顶层设计。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下,以理念为切入点解构全球海洋治理诸多困境,是寻求破解全球性海洋危机的必由路径。共同体理念因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和全人类价值共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聚合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以《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筑开放包容的国际海洋秩序,践行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环境治理路径,助力以蓝色伙伴关系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壁垒。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世界海洋格局变化,将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

在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确立了内阁首相领衔、海上保安厅主导的海洋体制,并利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缺陷,以维护海上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自身海洋权益。日本以中国为海洋战略竞争对手,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中国的海上围堵,遏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同时深化日美海权同盟,企图共同主导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立起扩张型海洋体制,借此实现恢复“正常国家”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日本这种扩张型海洋体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应该走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百年变局下中国的全球化海洋战略思考

正"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进海洋发展战略,加快中国走向深海、远海的步伐,获得更多制度性权利,是维护中国海外合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既具有主权的无归属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利用的规范性特征,也在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正面临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治理供给的赤字化和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挑战。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治理收益的共享原则。中国可以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主动宣扬和践行"中国话语"三方面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是中国持续开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的结果,也是其更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倡议。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也面临一些问题。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彰显南南合作的强大力量,对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政治关系,发展全球可持续性蓝色经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应从加快中国自身的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合理规划中非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上积极作为,减轻域外大国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特别重视与联合国和非洲发展计划相关议程相对接,为化解全球海洋治理难题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做出贡献。     

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战略思考

海洋命运共同体研究逐步由理念倡导、理论探讨过渡到实践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重要实践构想之一。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实践来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示范。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通过城市间跨国合作自下而上地形成国家间合作纽带。作为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在前沿发展和示范先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有效推进跨区域海洋治理体系和蓝色伙伴关系的建设。以建设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为例,可通过国际渔业合作、港口园区互通和城市共商共享三个路径来建设试验区,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表征、动因与消解

随着中国和印度正在迅速崛起为海上大国,两国不仅海洋互动频繁,而且海洋权力和利益也同步延展,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逐渐由内陆边疆不断向海洋延伸。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背景下海洋权力不对称、威胁认知偏差、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外部行为体介入是中印出现海洋安全困境的动因所在。中印在海上竞争加剧、敌意螺旋上升,严重影响中国营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设中印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有效"良方"。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

2019年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主席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这一理念对内可以视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发展,对外则可视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的重大发展。由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时间尚短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认知和行动的探讨与筹划刚刚开始,尚未形成体系。因此本文尝试说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个知行合一的体系,是政策概念体系和战略实践体系的并举合一,这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体性,在行动上应相互促进,在目标上追求高标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要防止知行“两张皮”。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评估与展望

进入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就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客观环境而言，竞合时代背景下的东亚地区海洋安全问题呈现出新旧问题交融的特征，并呈现为以海洋战略对冲为核心的域外大国安全态势、以海洋领土主权为核心的域内国家安全态势和以海洋公共问题为核心的地区公域安全态势。在此基础上，中国海洋安全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指向分别是积极防御姿态下的“大而渐强”、发挥主导优势下的“有效塑造”以及维持总体稳定下的“创新引领”，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机遇是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提升、地区海洋秩序的变动状态以及全球海洋问题的治理需求，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挑战则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东亚域内国家的权利争议以及全球海洋安全的合作困境等。有鉴于此，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应当在相应总体战略规划基础上，围绕传统安全的维护与拓展和非传统安全的预防与合作予以相应的战略安排，从而形成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依托。     

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

本文系统阐述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内涵及地缘战略意义,指出海洋治理体系与海洋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反映了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探讨了中国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诸多挑战;着重分析和设计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若干路径,并明确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海洋治理的对策建议。指出积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蓝色利益共同体—蓝色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海洋社会成为中国海洋治理的终极发展目标。     

国际秩序观塑构中的文化特质——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

一国的国际秩序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化的特质性。文化特质作为国家内生性属性的基本要素,在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国对其国家利益和世界的认知,并使其国际秩序观具有明显的本国文化属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时代的国际秩序观,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影响。这一理念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和合"文化内涵,亦是中国传统"和谐共生"价值理念在当代国家间交往方式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主导的海洋世界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凭借绝对海权优势建立起以它为中心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一体系主要体现在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两方面。以史为鉴,当前中国要推动构建东亚海洋新秩序,要注意四方面的问题:第一,稳健地增强海权力量,提升中国对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第二,以构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和谐海洋"理念;第三,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积极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第四,妥善处理中美海权矛盾,有效开展中美海洋合作。     

全球公域治理: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

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域治理新议题兴起。全球公域治理之"新"不仅体现为治理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为治理思路的变化。全球公域治理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若干基本原则发起挑战,同时亦推动全球治理从国家主义范式、跨国主义范式转向全球主义范式,并对全球主义范式提出建立整合度更高的"硬治理"的新要求。在此新旧范式交替之际,全球公域治理内含诸多悖论。为有效消解这些悖论,中国应创新外交思维,树立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作为观和新发展观,为自身深度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创造战略性机遇,为"全球公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

"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在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新环境下,日本试图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板块"印太"地区构建一个新秩序的对外战略,具有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的双重动因,旨在塑造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秩序环境。在战略推进中,"印太构想"注重构建基于民主价值观的指导性联盟、强化规范性的"规则"、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地区一体化,以及提升地区整体安全能力、构筑安全秩序环境等,试图构建出日本主导的印太秩序。"印太构想"对秩序的构建呈现出基于连接的一体性、结构的差序性、合作与对抗并存的矛盾性等特点。"印太构想"及其推进,体现了新时期日本的战略性秩序观,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