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

目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简称“BBNJ”）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谈判各方对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讨论存在单一权利主体模式和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两种主要观点。前者认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是传统知识的唯一权利主体,后者则认为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不仅限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还应当包括国家及其他个人或实体。研究表明,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不仅能够满足主体适格性标准和主体确定性标准,还能够涵盖各国立法例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类型,并符合国际立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是较为适合BBNJ国际协定的选择方案。在制度运作中,传统知识归属于持有者应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直接归属于传统知识所在国仅为特殊情形下适用的例外。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当通过阐明自身关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的立场和理据、加强与BBNJ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采集与研究工作、完善与传统知识相关国内法等方式应对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BBNJ国际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探析

目前关于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缔结一份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如何设计争端解决程序已成为各国在谈判中争论的焦点。现有的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提案主要有六类。判定这些提案优劣至少可以有四大标准,即遵循国际法上的国家同意原则、确保解决争端的“成本效益性”、“不损害”现有的文书、框架和机构,以及保持相关国家之间利益的平衡。运用这些标准来对现有提案进行评析可以发现,现有提案中除了有关“技术性争端”和“临时措施”的争端解决机制基本符合研提的主要标准外,其他提案均面临一些法律障碍或挑战而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对“零案文草案”第55条进行完善,一方面增加涉及“技术性争端”和“临时措施”的条款,另一方面通过限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适用来更好地体现国家同意原则。     

中国与国际危机管理规则的制定

建立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国际危机管理规则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提出的国际危机管理规则主张立足于开展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经验,主要包括强调全面管理,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注重发挥国际组织作用,提倡和解手段等。多边主义路径将使中国战胜挑战,参与国际危机管理规则的塑造。     

美欧日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评析及中国应对

WTO补贴规则改革是WTO改革的“牛鼻子”。与WTO改革其他议题相比,补贴规则改革的问题导向较明确、规范和价值冲突较弱,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突破。就美欧日三方目前已公布的方案来看,改革主要集中在扩大补贴主体范围、加入有害补贴类型、增加扭曲产能不利影响、确定适当补贴基准及提高补贴措施透明度五个方面。可以说这五点改革方案基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WTO补贴规则改革的总体方向,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提升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但从WTO多边规则体系和决策机制来看,应将现有改革方案放在公平竞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的基本框架内讨论,调整并理顺其与现有规则体系的逻辑关系,以及重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面对改革方案可能带来的不同国内影响,中国应注意合理区分、调整和创新。同时,在坚持WTO多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逐步探索扩大诸边谈判模式,推动WTO改革打破僵局。     

国际商事自治规则法律问题探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探讨商法的国际统一问题.毫无疑问,法学界与实务界这种不懈的努力对促进各国商法的国际统一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却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总是将其目光集中于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官方机构所颁布的一些统一性商事立法上,而对于由非官方组织或民间组织制定的统一法律文件则鲜有人问津.国际商事自治规则(Self-Regulation)作为各国商事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WTO规则与中国法制国际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ＷＴＯ规则与中国法制国际研讨会”于 2 0 0 1年 1 1月 2 7～2 8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法学专家和律师等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的法制应该如何与ＷＴＯ规则接轨。会议分别从ＷＴＯ规则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加入ＷＴＯ之后中国法制的完善、ＷＴＯ与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入ＷＴＯ之后的产业政策选择与立法对策、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发言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王家福教授 ,他的论文题目为“世界贸…     

WT0规则与中国法制国际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WTO规则与中国法制国际研讨会”于2001年11月27～28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法学专家和律师等参加了研讨会。研……     

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仍然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制度安排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建议全社会统一思想,共同行动,从大处(战略高度)着眼,从小处(具体制度安排)着手,尽快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老龄政策体系,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为重点,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冷战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对国际协定的执行力探析——基于AIA协定和CEPT协定的分析

本文运用双层博弈论原理,通过对国际协定执行中国内的偏好结构、影响力、转型深度等三个变量,以及一个干预变量——利益集团对博弈的平衡的模型建构,并结合泰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对AIA协定和CEPT协定执行情况的对比分析认为:(1)东盟成员国国内的利益偏好分化是影响国际协定能否恰当执行的重要变量。(2)东盟成员国的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中进行再分布,直接导出国际协定执行力的再分配。(3)东盟成员国的转型深度决定国际协定执行力的走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视域中的国际海洋政治研究述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国际海洋政治研究，主要散见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两个主要领域。前者主要包括海权理论与海权战略问题的研究、关于主要海洋国家海洋战略问题的研究、关于海洋安全及其战略问题的研究、关于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海洋制度的研究；后者主要体现为国际海洋法发展的政治过程的研究、《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政治影响研究、岛屿主权、海洋划界及其争端解决机制问题研究。深化和推动世界海洋政治研究的学术自觉，尤其要加强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的联姻，不仅有利于中国国际海洋政治研究学科的培育与发展，更有助于在现实层面构建中国的国际海洋战略，维护面临日趋严峻挑战的国家海洋权益。     

关于现代化时间表制定中的若干问题

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和一些地区制定了中国和一些地区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2004)沿用的是英格尔斯11个现代化指标中的10个指标,可称之为“修正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解读并研究《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2004),发现这一指标体系在指标的选取、指标的数量界限、指标数值的标准化、指标的权重、现代化时间表制定方法、国家与地区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异同、人口基数的确定、指标的准确性等八个方面存在问题。     

中国CDM交易制度的法律问题及应对措施

CDM是《京都议定书》建立的三个主要灵活机制之一,是一种由条约创制的有别于传统的新型交易类型。随着交易日渐发展,法律问题凸显。本文分析了中国CDM交易制度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就如何应对提出了完善措施,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性。     

中国高校章程制定内容的理论分析

高校是一个法人组织,具有法律和组织双重性质。文章基于组织学和法律学两个视角,对高校章程的内容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指出我国高校章程的具体内容。     

贫困问题的国际测量方法及对中国的启示

2020年后中国贫困问题将发生转型,相对贫困群体成为扶贫实践的主体。国际上对其测量方法主要分为收入测量和非收入测量两大类。前者以收入为基准,辅之等值量表确定家庭规模,采用绝对值或比例值计算,如世界银行高标准贫困线与社会贫困线、经合组织和欧盟相对贫困线、澳大利亚亨德森贫困线和新加坡收入位置法测量等;后者则将群体需求指标化,更关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以A-F多维贫困计数法为代表。相形之下,中国可以针对发展现状,城市采用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农村采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根据家庭成员结构划分家庭类型,制定扶持政策;细化转移性收入统计,将政策性转移收入单独列出;提升贫困测量结果应用范围,实现与扶贫政策设计的紧密结合。     

国际海事私法条约解释中的问题及对策

海事私法统一是国际社会努力追求的目标,但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往往更注重条约文本的统一,将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条约的制定中,而条约文本只是国际海事私法统一的第一步。由于国际私法条约的适用是由各个成员国的法院来完成的,因而统一的条约规范就由不同国家的法官进行适用和解释;不同国家的法官在适用统一的条约规范时。又会受制于本国的各种客观因素及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对条约文本的解释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影响国际海事私法的统一,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保证各国法官统一解释条约,促进条约的实质统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多元角色——以技术标准领域为中心的研讨

在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政府不一定能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有可能去代表产业界的利益;企业作为技术标准的使用者和信息源泉,可能会力图通过标准的垄断来获得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协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时,应强调协会成员的广泛性和均衡性,并接受一定的程序约束;专家不一定就能对技术标准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也不一定能就彼此的歧见达成共识;消费者的利益则很难在标准制订过程中被代表和加总,消费者自身对专业技术问题的理解也可能有偏差。为此有必要设计出更具合理性的程序装置,以保障技术标准制定过程的民主性及内容的实质合理性。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TRIPS边境措施规则的适用问题分析

WTO的TRIPS协议就知识产权保护的边境措施问题规定了包括适用的主体、程序、范围和对象等方面的法律规则,然而这些规则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特别在适用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国政府尤其是海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中的数据保护规则演进与中国应对

数据是“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的关键要素,数据权益是新时代发展的权益,数据规则是平衡“区域”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杠杆。数据规则涵盖数据流通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数据保护规则等。《“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通过设置机密数据保护实体与程序条款确立了“区域”数据保护规则,其数据分享优先下有条件的数据保护规则设计引发承包者及利益攸关方就海洋数据权益保护的激烈讨论。海洋数据权益保护关系全球海洋治理与国家海洋权益实现。立足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从维护数据权益、优化数据利益分配、健全数据争议解决机制角度深入参与“区域”内数据保护规则制定,为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数据保护规则构建与完善贡献中国观点恰逢其时。     

后TRIPS协定时代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国际化及中国立场

在所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中,TRIPS协定首先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程序条款,尤其强调了针对盗版犯罪的刑事处罚,开启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时代。在后TRIPS协定时期,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欧盟、美国、法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通过不断地立法修法来满足著作权保护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大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力度,进一步推动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制度也是在后TRIPS协定时期、在缔约国义务的压力之下确立起来的,面对著作权刑法保护不断加强的国际化趋势,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应坚持国际化基础之上的本土化原则,坚持刑法谦抑之下的适度性原则,积极构建新时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著作权刑法保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