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

圣谕宣讲小说是一种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使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圣谕思想观念的独特小说类型。这类小说是宣讲圣谕十六条时使用的故事底本,或是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圣谕宣讲小说具有政治教化和审美娱乐的双重功用,以大众接受为创作目的,具有固定的编撰体例,文体形态多样化,内容围绕着圣谕十六条展开,叙事方式以因果报应为链条,人物形象是阐释圣谕的符号。圣谕宣讲小说在晚清兴盛一时,岭南圣谕宣讲小说创作尤盛。     

论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之演变及其文化价值

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的演变，在内容上讲是善书化的过程，至迟到嘉庆年间的《圣谕灵征》开始。道光年间的《闺阁录》《法戒录》已经形成了韵散结合的案证故事。圣谕宣讲在表演方面是曲艺化的过程，这在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都有记载，汉川善书至今流传，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以“善书”作为这种曲艺的名字，容易引起混乱。圣谕宣讲的演变及其衍生物，不仅在曲艺史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在小说史、语言学、清代社会史及伦理史等方面也有较大价值。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整齐城乡礼俗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从而助益县域治理的积极作用.     

民间视野下的法律唱叙：近代文学中的圣谕宣讲与公案书写——以小说《跻春台》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大量公案作品流行于坊间,对公案的书写并非仅有侠义公案一种类型。小说《跻春台》便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公案叙述姿态。透过此书,“圣谕宣讲”这一清代特有而被令人遗忘的文化实践进入人们的视野。透过圣谕在民间的宣讲与传播,彰显出庶民的道德意识与秩序观念。《跻眷台》以公案的形式宣讲圣谕,一方面可以传播朝廷政令,另一方面又通过故事渲染等使民畏法,呈现双向互动。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小说家、俗曲艺人等共同形成的“故事填充”以轻松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泄露出晚清时期多元而微妙的文化姿态。     

清代初年的善书编纂与社会教化——以于觉世和贾棠的华南实践为例

传统中国社会历来重视社会教化,清初统治者尤其如此。清代初年的社会教化政策以宣讲圣谕为中心,但是善书(劝善书)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官员于世觉以浅白话语注释《太上感应篇》而作《感应篇赘言》,并"现身说法"地加强善书的社会教化功能,贾棠刊刻《感应篇图说》以佐清"大一统之盛业",他们的实践具体显示了善书在华南地区的教化作用。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     

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

论语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论语学发展史,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形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六朝论语学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具体表现为:阐释方法的新变;《论语》被放大;孔子被拔高;论语学真正进入学术层面。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清后期宣讲小说的救劫弘道叙事

晚清大量的白话宣讲小说，充满了深切的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在末世的恐慌下，叙述者反复诉说个体与群体之“劫”，谆谆教导民众如何“救劫”，夸饰圣谕宣讲的神圣性，并在故事中大量植入神灵、神谕、死而复生、附体等，将其作为对下层民众教化、规训时所采取的策略。契合圣谕主旨的善与善行在“救劫”过程中促进了凡圣之间的交流、沟通、转换。作为宣传圣谕的“案证”，即便叙事有些雷同化，却因融合了“记实性”与神异性而为民众所喜爱，成为清后期重要的弘道方式。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考

社会主义荣辱观自提出后,对我国社会风尚发生了积极影响。现在,要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面临着一些挑战。我们应该汲取清朝《圣谕广训》、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失败的教训,借鉴美国进步运动的成功经验。要通过加强民主法治、新闻监督、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变单向宣讲为双向促进、制定部分量化指标等措施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郑玄《论语注》文体特征论

汉代是古代《论语》诠释的第一次高峰。然汉代的《论语》诠释文本唐代以后大多亡佚。20世纪以来,从敦煌和新疆吐鲁番发现了一批郑注《论语》的唐写本残卷,这为科学客观地分析郑玄《论语》诠释的文体特征提供了有利条件。郑玄《论语注》主要运用叙述、说明的表达方式和总分结构、并列结构的呈现方法,形成了短小简要、通俗易懂的文本特征,为汉代《论语》诠释从章句体向传注体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古代《论语》诠释史和经学诠释文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官与民:对《中央日报》《大公报》七七社论的文本分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国内舆论相对一致。本文通过对《中央日报》和《大公报》1938年至1939年的七七社论文本进行较细致的考察,并检索和比较该两种报刊中某些关键词的频率,乃至对于政府、领袖、军事、抗战建国等概念的不同提法和态度。分析在当时的抗战大势下,代表官方的《中央日报》与代表民间的《大公报》之异同。进而指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七七”社论并不重复诠释注解其党魁的“七七”文告,导致蒋介石也对《中央日报》颇为不满。     

《三国志集解》所据底本考

近人卢掰的《三国志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是《三国志》整理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关于其所据底本问题,前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清同治金陵书局翻刻明代毛氏汲古阁本,二、毛氏汲古阁本和金陵书局翻刻本的互校本。通过对《三国志集解》文本的研读,可从五个方面证明其所据底本应为明代毛氏汲古阁本。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