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初探

鉴于以往对个体幸福感的微观研究大多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积极乐观的心态、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和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从经济因素制约机制看,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却更大些.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影响家庭金融素养吗——基于CHFS2017年数据的分析

过往的金融素养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忽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分析发现：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三要素中,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职业地位（ISEI）对调查对象的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态度和金融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金融素养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家庭金融能力,而家庭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态度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金融变量与社会变量的新分析路径,并为家庭资产建设提供具有社会政策取向的支持性建议。     

家庭经济与回族两性地位述论—回族两性家庭地位实证研究之二

回族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是前人尚未量化研究过的一个问题。家庭经济对回族两性地位影响又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本文从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管理和消费决策三个方面描述了回族两性地位 ,表明回族女性的经济地位已有很大的提高 ,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的主导已经是两性平权型 ,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 ,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们的收入地位、管理地位和消费地位并不同步 ,在推进两性经济收入平等的同时 ,要重视社会文化的影响     

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家庭消费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家庭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的购物用途对于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工具变量回归也证明原结论是稳健的。在作用机理的探究中,发现家庭收入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消费的部分中介,即互联网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最后,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在城市、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互联网的使用促进家庭消费的效果更为明显。     

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及居民家庭总支出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发展新型消费为出发点,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网络购物非但不对线下消费造成挤出,反而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的,根据家庭对网络购物依赖度不同进行的分组研究发现,网络购物占比低于70%的家庭,网络购物能显著促进线下消费;占比高于70%的家庭则会挤出线下消费。根据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分析,网络购物对所有收入类型家庭的消费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低收入家庭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当前需要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进消费,同时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充分发挥网购促进消费的作用,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

根据CGSS2010年的数据,以公平感知、支出压力、政治信任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政治功效感、冲突感知与群体性事件为内因潜在变量,研究中国社会冲突影响因素及其与冲突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家庭消费支出压力感受越高,对社会冲突感知就越弱;政治信任感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政治功效感越高,参与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过对双变量的相关分析则发现:地方政府信任感越低,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压力越大,参与群体性事件角色的可能性越高。     

社会学取向的家庭消费研究综述

消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家庭消费又是消费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家庭消费的理论研究在研究的角度、影响因素、家庭消费与现代性、家庭消费与社会分层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在对家庭消费结构、家庭消费与现代性、家庭消费与社会分层的实证调查方面也成果颇丰。消费揭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显示了个人与文化的关系。     

家庭债务增加有利于消费升级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文章以CFPS2016年和2018年两年的家庭数据为样本,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估计,研究了家庭负债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债务对消费升级具有不同影响,家庭债务和住房贷款的增加不利于家庭消费升级,但其他消费类、经营类贷款的增加有助于消费升级。多举措增加家庭收入、财富仍然是促进消费升级的主要途径。家庭债务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在城乡家庭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间存在差异,农村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增加对消费升级具有更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更重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影响

消费文化对于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手机依赖和面子消费动机研究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可以发现,总体上家庭经济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对大学生的消费文化有更显著、直接的影响;但是在面子消费的问题上,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超过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自独立的影响。此外,城乡分化的制度因素以及对家庭背景在大学生成长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社会分层以及社会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医疗保险惠及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提升——基于消费升级的经验研究

医疗保险体系不仅是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韧性的制度保障,也是促进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改善的幸福源泉。本文引入消费升级中介路径,利用CSS2019数据系统评估了医疗保险参与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效应及可能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潜在的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风险后,参与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并对其社会反馈倾向产生积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可通过提高服务性消费占比、优化家庭消费结构,进而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产生促增效应,而且服务性消费占比作为传导机制的贡献普遍大于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和制度分异特征,集中表现为医疗保险参与通过促进消费升级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机制效应相较于农村居民更为明显,城乡居民医保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相较于职工医保更为强烈。     

房价改变中国贫富差距及消费差异的作用机制探讨

工资收入既可用来衡量贫富差距又能测试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这个看似简单的收入—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决定关系,在房价作用下产生变化。本研究使用超大、特大、大城市1998—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房价—贫富差距—消费差异构成的变量体系,使用固定效应动态面板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及MG估计模型的方法,分析房价对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差异影响,探求房价与收入关系对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消费差异所形成的“双轨”作用机制。一方面,房价对居民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效应通常被收入差距衡量所掩盖。另一方面,房价从根本上改变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扩大本来由工资收入造成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可以说,作为单个因素,房价对贫富差距、消费差异的影响比工资收入本身更大。这个“双轨作用”不仅与习近平“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理念背道而驰,而且对依靠“扩大消费内需”才能实现的“国内大循环”产生阻碍效应。因此,只有改变房价产生的这个结构性作用机制,中国贫富差距才能得到改善,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才能缩小。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2011年北京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考察当代北京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合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特征,从个人背景、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校园生活四个维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平均幸福感自我评分将近80,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自我评分在90以上。女生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学生家长所追求的重点学校的一流师资、学习氛围等外在条件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高中和大学越是所谓的"重点",学生的幸福感反倒越低;生源地类型也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越是来自大城市,幸福感越低,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反而较高。大学生幸福感主要受到性别、健康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恋爱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主观幸福感显著强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且这种差别幅度很大。奖励荣誉、资格证书、实习经历和社团活动等普遍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用并不显著。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兰州市民家庭文化娱乐消费现状与展望

家庭文化娱乐消费是市民生活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食粮。市民对文化娱乐的享受,应用范围广,内容丰富多样,是多形式、多品类、多方位的消费结构。既要求接受各类层次的文化教育,优雅的艺术欣赏,多类的文体活动,美好的心灵熏陶。也渴望通过文化娱乐活动,使自己的爱好得以充分的发挥,使自身得以完美,增长其各类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这样,市民家庭文化娱乐消费具有多层次,多因素,高价值的色彩和作用。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论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

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但随着农村经济形态的变化、人口流动性增强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显现,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受到冲击。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与权威降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可获得的家庭养老资源减少;空巢家庭的大量出现造成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的弱化以及家庭养老地理不可及性的增强。重构新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论家庭养老的经济效率——一个生育内生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

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一种古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目前在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也仍然处于基础地位。然而,家庭养老是否具有经济效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孩子是"投资品"的假设,将养育孩子的动机抽象为老年安全动机,在一个两期代际交叠模型中将生育率内生化,使得家庭通过养育孩子的成本和赡养强度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来确定养育孩子的最优数量,从而基于模型的均衡解考察家庭赡养强度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存在赡养的经济中,生育率会提高,而过高的赡养强度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养老会造成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使得人均有效产出和消费都出现降低,在一个具备有效的投资市场的经济中,家庭养老是缺乏经济效率的。基于此,我国应加速完善透明化的资本市场,鼓励自愿性养老年金的建立,同时增强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社会养老意识,降低养儿防老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