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是一个忠义、勇武的形象,这既是他们通过实际观察中国关庙的楹联、题额与塑像、庙制而得出的结果,更是朝鲜民族社会总体想象的集中体现.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关羽形象在中国出现了"异化"了的现象,这主要不是指人们狂热地崇拜关羽,而是指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出现了泛化的倾向.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北方集市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一派繁荣的景象。因而,他们通过中朝两国经济、文化的比较研究,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并致力于寻找导致清朝经济、文化繁荣的具体原因,又积极力主"北学中国",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局面的方法。他们还从力求节俭的目的出发,指斥中国市集上贩卖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忧虑中国人日益追求华丽服饰的奢侈行为将会导致身份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制造共识:“像化”中国形象的建构策略

全球化语境下,探索一套以中国实体形象为基础、以政府宣传为主导、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牵引的"像化"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尤为重要。"像化"中国形象要以富有活力的意义形式来重新描述时间和空间,重新阐述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新表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典型场景,才能构建表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神话",再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塑造典型"像化"形象、提升情感关注度,突显"像化"形象刺点、强化情感体验,消除"像化"形象歧义、构建情感认同,是"像化"中国形象的基本塑造策略。采取适宜的传播强度、促成认知接受,选择恰当的传播时机、形成认知关注,建立多层次传播渠道、构建认知空间,拓展互动传播平台、增强认知理解,是"像化"中国形象的基本传播策略。     

晚清文人对朝鲜使臣“中华意识”的感知——以《韩客诗存》为依据

文章以《韩客诗存》资料为依据,就晚清文人所感知的朝鲜使臣中华意识问题进行探讨,求得对两国当时中华意识差异的认识,并提出值得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抗战时期国统区女性形象塑造中的“英雄化”趋向

抗战时期日趋高涨的民族救亡热潮,使女战士、女英雄成为国统区新女性形象塑造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符号代表。公共舆论和社会宣传通过真实的女英雄事迹的报道,或是虚构的女英雄形象的想象,呈现了战争背景下新女性形象的时代特质,并借助多元的传播途径,让国统区妇女以女英雄为榜样,自觉建构新的女性角色和女性形象。     

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脱胎换骨最为成功。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新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是衡量国民生活水平的概念,属于经济范畴.人类经济生活水平一般分为穷困--温饱--小康--富裕四个不同阶段."小康"水平有高有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个科学论断.所谓"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从国民总体平均计算达到的,不是算计某个地区达到了,又用这一地区来覆盖另外某个地区.由于我国疆域广大,经济发展又不平衡,有的地区富得早一些,有的地区富得晚一些,到2000年我国尚有将近3000万人口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城镇也有一批下岗人口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还有部分人口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还未达到小康水平.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少之又少。"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大众形象"主要以文本难点或者文本"顽症"的曲折方式来协助完成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这首先在于"大众形象"身上交织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同时,"大众形象"在事件冲突所支撑起的意义场域具有一种驳杂的动态性,这也是构成"难点"与"顽症"的重要原因。"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王夫之的文学流派习气批评和明代“霸统”“魔诗”批判

作为明遗民的王夫之,时文学流派的建立及其恶劣模仿造作习气和明代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的领袖人物有着前后贯穿、非常强烈辛辣的批判,其间又对明初闽派、西江派的宗法不高和茶陵派的取法不正有着文学流派观念的不满,表现出其与钱谦益同样溢出正气之外的“戾气”作风.     

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濡化”与“涵化”:中国教育学内涵更新的机制探寻

借用濡化和涵化这一对文化学概念,分析了中国教育学的内涵更新机制:中国教育学系统内的传承与更新的主要方式是在遗传中变异,与他学科、别国教育学之间的播化与互动则主要是有选择地滋养。然而,我们需要超越这种纵横二分模式,探索学科传承与播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走出一条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独特道路。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

网络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网络媒体对女性身体的聚焦与凝视，建构了网络中“被看”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贬损和歪曲。商业利益与传统性别观念，共同助推了这一现象在网络中的生成和发展。网络受众对此所选择的沉默方式，进一步导致网络媒体更加热衷于塑造“被看”的女性形象。运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将慎独与网络规制结合起来，是在网络上塑造积极女性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