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问题

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为儒家伦理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李泽厚以文化心理的情-理结构解释儒家伦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但这一结构在当下却面临着超越知识分子规划的巨大解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说,强调中国人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应对挑战、实现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当代的文化与伦理建设,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自觉作为分析中国实际的方法,强调其方法论意义。我们应抱着一种既不复古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找寻儒家思想的当代定位,实现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全球化语境下儒家伦理的自觉

全球化伦理对我国而言,就是基督教伦理价值理念与儒家伦理价值理念的整合。全球化伦理不可能脱离各国的价值取向,因此,一切建立超越各国价值取向之上的全球伦理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只能是各种伦理的共同内容的集合,不能寄希望于别的民族的容忍与宽大来获得自己的发展,而是要努力去参与建立一个适应我国发展的秩序。儒家伦理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伦理主要是基督教伦理的价值理念,而是要自觉地回应基督教伦理。     

从《诗经》看儒家伦理与周部族文化的关系

儒家伦理与西周文化的紧密关联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一般的儒家伦理研究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跟周部族拓荒时代的关联。儒家伦理如何受到周部族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可以认识到。尤其是《豳风》,《豳风》反映了周族先贤在豳地的经历、生活和文化,儒家伦理受《豳风》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伐柯》这首诗上;此外,《大雅》的《公刘》、《绵》等诗篇对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诗经》的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确实受到了周族先贤及其文化的影响。     

儒家伦理精神与小康社会建构

要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就要努力弘扬儒家伦理精神,因为,儒学系统中所蕴含的各种伦理精神如忠恕、节俭、仁爱、重义、诚信、孝悌、克己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征和重要源泉,也是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精神的张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推进小康社会建构的强大精神力量,它能够为“小康”的实现提供社会规范、精神动力和文化环境。     

现代化语境中儒家伦理文化的转换

全球化的情景下,儒家伦理文化彰显其现代价值:重“和谐”的道德情操,“仁爱”的道德原则,“依礼而立”的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伦理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中心,倡导自我个性和自由,正在消解着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的伦理文化价值观。现代化、民族化、世界化,是儒家伦理文化转换的三个基本立足点。对待儒家伦理文化,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有所超越和创新。     

"六经"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人类文化史上共有的现象 ,但东方与西方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早于西方一个时代而发生 ,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早熟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是通过儒家的“六经”而具体展现出来。孔子删定“六经” ,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内容 (诗、书、礼、乐 )加以转化并推广到民间 ,建立起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自觉。这次文化自觉 ,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伦理类型的基础 ,也为汉代以后中国形成的“经学”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论文化自觉意识观照下的儒家典籍的译介

儒家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思想是汉民族文化的结晶和历史积淀,对其进行译介是确立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在译介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以往的儒家典籍的译介的梳理发现,传统的译介实践常常是以外国译者为主体,以西方中心的理念为指导,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导致了儒家哲学思想被割裂和扭曲.在文化自觉意识的观照下,儒家典籍的译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在文化平等对话的理念指导下,采取异化的阻抗式的译介策略,这对弘扬和传播儒家文明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廉耻伦理及其当代意义

同仁义礼智信五常相比,廉耻尚不构成儒家伦理之核心,但是,它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儒家主要伦范,同礼义一起成为儒家推崇的四维,并在清代纳入古八德而受到儒家和整个社会的遵奉。如果说廉是儒学着力阐述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廉洁从政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社会理想,那么耻德也是儒家重要伦常规范之一,历代儒家特别是原始儒家要求人们要有耻、知耻、贵有耻、人不可以无耻,认为知耻近乎勇,耻是立人之节、治世之大端,并为此论证了人有羞耻之心。汲取儒家耻感文化的合理成分,显然有助于为人们作出趋荣避耻的价值选择,确立明荣知耻的价值标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 ,对儒家的道德自律、家庭伦理、诚实信用、亲和自然等思想的继承和扬弃 ,有利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游戏规则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伦理道德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先秦儒家的价值自觉探讨

在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道”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各家各派的经验、价值、思想与意志的集中体现,是诸子百家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自觉。“道”是先秦社会思想的本质与灵魂,是考察先秦的社会思想的起始点与落脚点。“士志于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取向。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儒家伦理文化的结构分析与其调整机制研究

基于对儒家伦理文化逻辑结构的分析,文章认为儒家伦理文化具有与法律规范同样的逻辑结构,都是以行为后果保障行为标准的实现,因而其调整机理相同。儒家先哲以社会秩序的要求为儒家伦理规范的行为标准,将伦理评价与人的精神性高级需要相统一,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解决这一冲突,将群众身边言行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人树立为理想人格供社会公众学习,从而使该伦理要求成为一种大众共享文化。其缺陷是儒家伦理规范的实施在流动、匿名、价值多元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现代社会缺乏可靠性,无法为社会提供可靠的预期,法律规范的调整正好克服了这一缺陷。     

论儒家"敬畏生命"的伦理情怀

中国文化温良敦厚、敬畏生命,儒家伦理可谓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儒家仁学,崇尚"生生大德",亲人而爱物,关爱一切生灵,形成了鲜明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伦理关怀。这种关怀既体现了一种对"人类中心论"的超越,也赋予中国文化浓郁的人文情愫,它体现了先哲的智慧,也构成我们应对现代生态挑战时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普世化"反思

近年来,理论界提出了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并且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儒家传统伦理与当代生活分离的现实.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所受传统熏染的情况及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有益于儒家伦理文化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

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知识分子难以悬置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支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载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方向感、文化价值观、文化批判性契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道义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普遍规律,建构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知识分子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国家利益至上、严守共同但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责任的文化自觉原则。     

汉代儒家伦理类信仰的文化控制功能研究

西汉中期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儒家的忠孝伦理观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故而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便成为民间信仰发挥文化控制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类信仰在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维护家庭和谐及自觉控制越轨行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文化控制作用。     

从儒家天人合一角度析儒家政治与生态伦理关系

儒家天人论,把天人看作一个整体。这里天兼具"自然天"和"主宰天"两重意义,并且这种自然天是人文化的自然之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人文化的自然之天是宇宙万物的总法则,说到底是血缘宗法家庭的伦理秩序的衍化。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天,天道)往往不是出于对自然知识的纯追求,而是出于社会关系和人的需求,出于论证人间秩序合理性的需要,天道观依附于政治伦理学说,成了政治伦理的手段。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