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卫生外交的特征与中国实践

全球卫生外交是卫生健康同外交工作相结合的产物,跨国性突发卫生事件的频发是全球卫生外交不断发展的前提。全球卫生外交,是以应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为重点,主要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依赖卫生、外交等部门的联合行动,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下,通过国际医疗合作维护本国利益以及促进全球健康治理的外交实践。全球卫生外交在21世纪呈现新的特征:客体特征上,卫生和外交的融合日益紧密;主体特征上,开展全球卫生外交的主体在增加;方式特征上,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性与竞争性并存,且竞争性有加剧趋势;模式特征上,各国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全球卫生外交。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在体现上述特点的同时,在实践上有五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63年派遣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开展全球卫生外交,2003年抗击非典倒逼中国开展全方位国际卫生合作,2014年援非抗埃是中国成建制参与的全球卫生外交行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卫生外交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新阶段。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具有鲜明的特色。     

软法之于公共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

公共治理作为当代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思潮，已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它的理论基础在于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关系。软法是公共治理不可缺少的制度之维，它与公共治理共同兴盛，发挥着传统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软法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提出强化软法在创制过程中的正当性、增强软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透明性、发挥软法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问题的灵活性是推动公共治理模式确立的关键。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论全球法治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     

2020新议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化转型与国际合作治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2020新议题。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全球供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临时性贸易限制措施加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复苏也受制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经济贸易相互依存,但其脆弱性也逐渐显现。各国调整全球化利益目标将推动全球化结构性转型,全球价值链将从快速扩张走向稳健布局和产业风险可控。一国的全球竞争优势也逐渐从全球化初期基于产品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优势。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亟需国际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构建社区共同体：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路径思考

作为连接政党、政府、社会、民众的重要桥梁，社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也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区成了主阵地，激活了潜藏于社区以及社群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了社区治理的不足和短板，如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不强、自治意识缺乏，社会空间让渡不够、社会组织培育不足等。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不断审视与检视问题短板，汲取实践经验，积极构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共同体。在谋划上要内嵌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方式上要超越“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之争，在文化上要增强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与社区人文关怀，在技术上要以智慧社区建设实现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的治理效能。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法治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法治要义在于它是体现阶级意志性的良法,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是法治的生命力,法治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法治全球化助力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当代价值在于恪守以人为本,体现人民意志;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构建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全球格局,营造法治地球。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具有权威性与普遍性的机构,在促进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引领者、协调人、保证人和信息中心的作用,总的来说,具有中心地位。通过考察在非典疫情、埃博拉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贡献,可以看到该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权威方面的有限性,以及影响其运作成效的制约因素。尽管全球卫生治理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低级政治"领域,但疫情自身的特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以及各国的现实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都是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其中,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是主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美国等主要行为体的政策及其互动。     

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与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经济治理新思想,提出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新路径。在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路径的指导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打造新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创新,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全球经济从“西方治理”走向“东西共治”

正处理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这些年得以快速发展最为关键的一点,而这也是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治理建议或答案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想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参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通过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直接服务于安全、经济、环境、健康等多方面国家利益的需求。     

构建广佛肇一体化的软法机制

软法治理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经验。文章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立足广佛肇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际,在分析构建广佛肇一体化软法机制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构建广佛肇一体化软法机制的具体对策进行研究。     

中等强国视角下印度尼西亚的“疫苗公平”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在国际社会宣扬“疫苗公平”的理念,并以此作为卫生外交的基础。围绕“疫苗公平”,印度尼西亚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疫苗不公平现象,同时加强与中美澳等国的双边合作,开展积极中立的卫生外交,力求在国际社会中塑造“良好国际公民”的中等强国形象。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卫生外交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国家综合实力不足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薄弱制约了卫生外交。这表明,诸如印度尼西亚这一类新兴中等强国,在综合实力与全球治理的维度上存在不匹配现象。因此,观察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既要看到中等强国扮演的桥梁角色,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     

应对塑料及微塑料污染的海洋治理体系浅析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其中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被称为海洋中的PM2.5,研究表明海洋塑料污染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其对沿海经济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凸显,联合国环境署已将其列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十大环境问题之一。目前国际上对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的关注逐渐从科学研究层面向实质性污染管控和全球治理延伸,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已从单一的环境问题演变为环境、经济和政治问题交织的复杂问题。本文从全球、区域、国家和社区等不同层面,介绍了现有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体系,在比较多边环境协议和软法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所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态势,指出了我国在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工作中面临的挑战。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新形势下俄罗斯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演进

作为全球化石能源存储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和排放大国的角色地位不会发生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及俄罗斯的地理国情使得它拥有大量碳信用额度和强大的碳隔离能力,无论作为全球碳库还是碳源,俄罗斯都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内外政策部署,具有显著的适应而非预防、聚焦本国而非放眼全球的“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特征。俄罗斯气候政策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利益、国际社会压力等。只有对此有所认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中的立场观点与应对行动。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的中国海洋能源国际合作探析

进入21世纪,在海洋领域人类面临双重重大变革,一是全面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加速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及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全面发展海洋经济,深入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全球海洋治理。海洋能源不仅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还是连结全球能源转型与海洋治理的重要纽带。浩瀚的海洋蕴藏着巨量的能源资源,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以海洋能为代表的海洋可再生能源逐步得到开发利用,正朝着大规模和商业化方向迈进。国际社会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已基本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建设海洋强国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框架下,中国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海洋能源技术强国,同时需要通过建立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海上能源丝绸之路和构建蓝色能源伙伴关系三根支柱推进海洋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此保障能源安全、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海洋治理。     

日本“官民协作”的危机治理模式及其启示

2019年12月以来,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已迅速蔓延至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月24日,累计确诊7.7万余人,死亡2000余人。日本、韩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也陆续出现了多人感染甚至死亡的情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酿成一场严重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日本是一个灾害大国,自古以来地震、台风、海啸、火山、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个人信息泄露、列车脱轨事故、危险品泄漏、食品安全事件、福岛核泄漏等社会性突发事件不断,还遭遇了“非典”(SARS)、禽流感、中东呼吸症等公共卫生事件。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重大的自然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也不断提升着日本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治理能力,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