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

织密城乡融合网络,统筹新型城乡融合关系,促进乡村的全面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逻辑。当前,在城乡融合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城乡产业融合配套不协调,乡村生态资源使用不当,人力资源短缺,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润色以及乡村整体治理效能偏弱。鉴于此,要抓住乡村振兴的重点突出问题,通过健全科技转化的配套,加强乡村产业融合协调;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人居环境改善;加快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助力乡村人才集聚;提升乡风文明内涵,筑牢乡村文化根基;深化培育制度改革,优化乡村营商环境等路径助力乡村振兴,健全城乡融合的发展网络,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与重点突破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简要梳理已有新近代表性文献成果和回顾近20多年来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立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我国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突破在于立足国土空间“四大板块”和特殊类型区发展基础,瞄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与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建设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为引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促进不同战略间的协同融合,加快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支持性制度设计,推动城乡区域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不同区域间分工协作、发展机会均等等重点领域取得渐进突破,并辅之以一系列长效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富裕逻辑旨要

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优化城乡新发展格局,繁荣振兴乡村文化,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共同体的过程中极大地推进了城乡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只有坚持以历史思维总结党长期以来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举措,以系统思维整体谋划新时代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以辩证思维明晰城乡差异及“先富”和“共富”的关系,以战略思维贯通城乡融合“共富”的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才能深刻理解把握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富裕逻辑旨要,为不断拓展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实现乡村振兴,不是单一的在乡村上做文章,而应当跳出乡村,从城与乡的关系中找出路。实现乡村振兴,更多的是在城乡融合中提高乡村在新时代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概念辨析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法,分别从要素与产品层面和社会分工层面构建乡村振兴中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变革所需的社会基础,从而归纳出乡村振兴中城与乡的互动逻辑。接着从以要素的城乡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增值、实现社会分工的改善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发展集体经济为着力点处理好集体和农户个体的关系等指出城乡融合下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共同富裕视野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让亿万农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战略与共同富裕的政策内涵和内在机理具备高度一致性,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与方向,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与实践前提。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乡村产业发展困难重重、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仍然显著。因此,应不断完善公共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完善农村政策保障,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

县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从县域社会学的角度，这源于乡村振兴以县域全面振兴为前提，也源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特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要求城乡相互打通，充分尊重农村的主体性，具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四个方面的变革。从实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避免：一是避免劣质城镇化；二是避免过度“经营”村庄。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推进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作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案例,成都市新津区在城乡要素互通、产业融合、空间重塑、农博引领、共建共治、数字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并进行理论概括,在实践中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提高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着力提高人口双向流动程度等。     

乡村教育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其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统领，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乡村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乡村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乡村教育振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逻辑蕴含着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在价值逻辑上彰显着为农而教的价值立场、承载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承诺、充盈着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价值情怀、诠释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乡村教育振兴在目标上要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在理念上要彰显乡村学校教育新理念，在方式上要构筑乡村教育新格局，在机制上要创新人才培养新体系。推动乡村教育振兴需要从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乡村学校结构布局优化、乡土文化建设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选择最优路径，为乡村教育振兴发展提供最佳方案，从而不断深化乡村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振兴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资源要素配置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应有之义,也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资源要素配置与优化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农业地位演变和城乡格局变迁都已融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通过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工农之间资源配置,可建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基石,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有效制度供给,破解影响和制约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强化各类组织载体在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全面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协调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资源要素在部门之间的竞争关系,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路径选择

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向更高质量和更高收入水平发展。在理论逻辑上,推进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与并联式现代化同频共振,还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这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向。在实践基础上,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降低了共同富裕的机会成本;科学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了统筹、共享和共建机制,降低了共同富裕的社会成本;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和一体化降低了共同富裕的私人成本。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在发展动力层面,要以强化创新投入、培育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支持制度,做大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在产业发展层面,要通过推动实体经济高端化、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强化社会创富能力;在区域发展层面,要打造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兼顾“公平效率”的空间战略布局,建设现代化城市群,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

"十三五"以来,江苏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市)区经济快速发展,绝对贫困消除.在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新阶段,江苏需围绕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聚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协调两大主线,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当前,江苏区域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富民效应仍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区域协调瓶颈短板依然存在.未来江苏应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乡发展协同度;利用主体功能区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推动沿江城市群组团发展,提升南北产业转移力度,构建省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再造：类型与比较——兼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

从人口流动趋势和规模来看，县域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县域经济基础，将县域城镇化主要划分为外生型县域城镇化和内生型县域城镇化两种类型。不同的县域城镇化在国土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城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并主要塑造出“依附型”和“融合型”两种新型城乡关系。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运用类型学思维和区域视角去开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根据县域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特点，通过规模效应和分层分类供给不断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进县域内不同群体的社会福祉。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从资源分配到资源创造：再分配逻辑下的省内对口帮扶——基于广东的实践

对口帮扶是我国推进扶贫开发与区域协调实践中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政策。然而，省内对口帮扶作为对口帮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广东是内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省份，无论是在扶贫开发还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广东都高度重视省内对口帮扶，在发展阶段的完整性和帮扶举措的系统化方面，广东均具有典型性。再分配是驱动广东省内对口帮扶政策变迁的基本依据，可以从再分配的层次、内容及目标三个方面全景呈现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发展趋势。从层次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区域再分配转变为以区域再分配引导城乡和阶层再分配；从内容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单一的资源再分配转变为资源与制度再分配；从目标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资源分配转变为资源创造。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引领下，省内对口帮扶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仍将持续发挥作用。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提升研究

乡村治理中农民是主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程度,决定了乡村能否真正振兴、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目前,乡村治理中因传统治理机制、传统习俗、人口构成、城乡差距等问题导致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意识缺乏,参与度不高。因此,要从协调“三治”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农民权利、培养中坚农民等方面入手,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培养内生动力。     

论民生问题与乡村工业化——兼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道路选择

民生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三大主要社会性难题。在这三大难题中，民生问题尤为重要。正视与关注民生问题，就是要把人的生存与发展放在第一位，始终不渝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不懈地改善生产关系。发展乡村工业，构建城乡二元工业化结构体系，不仅有利于消化闲置劳动力，真正提高百姓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有利于“三农”向“三化”转变，有利于实现人口均衡分布，实现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观的基本内涵、理论贡献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乡村振兴作出系列论述，逐步形成乡村振兴战略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以及科学思维方法的运用共同构成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观的基本内涵。乡村振兴战略观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发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展示提供了世界乡村问题解决的中国经验。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廓清思想认识，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观推动全社会观念变革；巩固制度支撑，坚持完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明晰方法原则，坚持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科学系统筹划；凝聚政治共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领导，勠力推动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观的实现。     

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生产力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城乡发展从“依存、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逻辑规律,这是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考察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和逻辑主线,发现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演进阶段,呈现出“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失衡－高水平缓和”的分步演进特征。其逻辑主线包括一条根本主线和三条具体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共享发展这一根本主线,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动态调整”的时代意蕴三条具体主线。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城乡收入结构的时代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