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论中国外交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处于持续而重大的转型之中.从中国与邻国及周边地区、第三世界、西方世界、多边组织及机制之间的关系,到中国国防现代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再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对外援助和国内各地方的国际化进程,直至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型等十个不同的方面,可以透视出;中国外交已经由政治意识形态统治一切、隔绝于国际市场之外逐步转变为熟悉国际市场动作、受国内经济重心之引导.在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的外交转型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新时期的"以两手对两手"、"和而不同"等复杂战略的转换过程,是中国从国际体制外的自我封闭者甚至对抗者到进入国际体制内和大国关系结构中的重大利益攸关方的提升过程.     

大国博弈、次区域权力竞争与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以泰国、越南为案例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大国竞争的区域化及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折射出深入研究区域的必要性。本文以泰国、越南竞争为主线,勾勒了中南半岛地区有别于域外大国竞争的次区域合作竞争景象,阐释了泰国、越南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竞争的机制和表征。次区域强国的自身定位与国内发展利益差异是推动泰、越两国次区域合作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大国博弈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在机制层面的竞争关系。文章以三河流域机制与柬老越三角、湄公河委员会以及沙耶武里大坝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竞争框架。泰国、越南的竞争反映了域内国家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的角色差异,折射出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     

网络空间大国关系演进与战略稳定机制构建

随着网络空间中权力与财富的不断集聚,大国之间围绕权力划分和资源分配的博弈也在加剧。在缺乏国际秩序和规则约束的状况下,国家在网络中的行为具有战略上的进攻性、行为上的不确定性、政策上的矛盾性等特点,使得网络空间大国关系处于一种缺乏互信,竞争大于合作,并且冲突难以管控的状态。大国关系的无序竞争进而导致了网络空间处于脆弱战略稳定的状态,深刻地影响了国际体系的秩序。本文首先从力量格局、行为模式两个层面描述了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现状;其次,进一步分析了大国关系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和全球战略稳定两个层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后,从建立大国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观,构建网络空间国际安全架构的角度探索如何建立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制度体系。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逻辑——兼论中美互动的关系样态

在权力转移的宏观场域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嵌入了现实主义的制衡逻辑,主要目标是抑止中国的权力增长。美国运用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对中国采取复合型制衡策略,包括提升自身实力、运用联盟资源、利用海洋争端、借助国际规则等多种制衡方式。由于制衡存在巨额成本,且加剧了中美猜疑的螺旋上升,容易诱发中美战略冲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受自身权力生产能力下降、东亚二元结构及联盟关系不对称和中国反制衡能力提升等因素影响,其成效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中美两国应该转变思维,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范式,努力走出"修昔底德困境"。     

联盟的转型:一项概念分析

冷战结束后,军事联盟的弊端逐渐显现,"联盟无用论"、"联盟终结论"的观点不时出现。可现实是,军事联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联盟转型是联盟延续的重要原因。通过联盟转型,实现利益再协调、功能再设置、关系再调整和战略再协商,进而有可能使联盟在内外环境变更的情况下得以保持。冷战后,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极力推动其在世界各地的联盟进行调整与转型。北约转型、美国亚太联盟调整、"志愿者联盟"不断兴起等是当前世界联盟大转型的典型代表,也为联盟转型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联盟转型加剧了中国周边安全的碎片化,中国可以在继续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战略的同时,适时采取楔子战略分化敌对联盟。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区域合作治理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国家间的积极相互依存问题,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长期的、稳定的国际合作需要国际制度来提供保障.然而,全球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性公共产品存在着缺乏针对性、效率低下、易为体系中的大国操控等诸多缺点,不适用于解决地区性差异较大的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通过区域治理即以区域制度保障下的区域合作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是解决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种更有效的选择.区域制度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地区针对性,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也可以摆脱全球性大国对公共产品的操控.     

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

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提出的"印-太战略弧"一词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呼应,透露出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的视野指向。澳大利亚在参与"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际博弈中,面临着在中美之间、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太平洋次区域组织与泛太平洋组织之间的"选边困境",其战略空间也受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挤压。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总体表现出"三向性"特征,努力寻求安全战略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为中国把握太平洋安全形势的发展方向、投放力量和谋篇布局提供了有益启示。     

全球新兴生物技术竞争态势与管控机制的探索

新兴生物技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其蓬勃发展为当代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条件。大国竞争背景下,新兴生物技术竞争日趋激烈,这必然产生大量不确定性风险,对全球生物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如果大国间生物技术竞争走向失控,那么就可能使相关国家陷入“安全困境”,进而诱发军备竞赛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的生物技术管控机制已无法跟上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需求。全球化时代,应该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充分发挥国际社会中各主体的功能,构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强化生物技术行业内部自律,充分发挥新兴生物技术对生物安全治理的积极作用,有效管控生物技术竞争。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的构建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激增等影响,传统安全观念与模式均被打破,使得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谋求共同的安全成为人类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此使得构建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势在必行。当前国际合作存在困难主要有:缺乏监控非传统威胁的统一标准、国际合作的政治意愿较弱、缺乏对非传统安全的预警能力、判断能力和影响力、缺乏国际间合作互信;构建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应遵循平等的原则、尊重主权的原则、长期性原则、互信互利原则;要建立加强全球性合作、地区性合作、扩大安全合作范围、完善的预警系统等安全机制。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探析——兼论其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和地位看似在下降,但国际发展合作改革的进程则在加快。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化和安全化转向,大国竞争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性战略;二是塑造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成为美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方向;三是新的制度工具设计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和战略现实主义特征。美国国际发展合作在战略、模式和机制工具三个方面的变化,具有明确的针对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目的。在实践层面,其具体的抓手包括:一是话语攻击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二是构建和利用多边合作平台限制中国;三是整合现有机制工具并推动制定美国国际经济战略;四是创新发展融资工具。虽然短期看,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对中国实质性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其潜在、持续和长远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

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     

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

本文系统阐释和分析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合作机制。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多样,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跨国犯罪、海上灾害、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等四大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在全球、区域和双边等不同层面的诸多安全合作机制中,都包含了非传统安全议题,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特征明显,没能从根本上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得到遏制。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中国应利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敏感性,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内层面,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建设,整合国内治理资源;在双边层面,加强与沿岸国家双边合作,提升联合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倡导南海非传统安全治理架构建设,推动秩序与规则建设。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

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长期性、系统性、跨域性、阵营性特征越发突出。美国力图从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改革国内科研体制、实施"小院高墙"策略、构建"民主科技联盟"、争夺全球科研人才,以及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等多条"战线",对华进行统合性压制,通过巩固其"技术领导地位"打造针对中国的"实力地位"。从美方政策构想、机制调整、具体举措和推进策略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呈现"攻防并举、综合施策、精准打压、多边制衡"的新态势,中美围绕"科技创新生态"的比拼更趋激烈。美国在科技领域全面加大对华施压,深刻影响数字时代的中美关系演进,对我国维护科技安全以及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需着眼大国竞争新格局,加快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安全体系。     

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博弈长期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制约各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在此形势下,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强化经济活动,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近几年,日本不断健全和完善经济安全政策法规,强化政府相关职能,努力提升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战略资源等方面的自主性,同时与欧美等“志同道合国”加强合作,促进形成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实现日本在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及其国家战略。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会给自身、地区及世界带来一些影响。     

东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问题研究

目前,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共存之局面,一方面各种安全机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安全机制间的边界又越来越模糊,并呈现出交叠、竞争的趋势,形成了"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现象。该现象主要表现为机制多元化、机制复杂化和机制间的无序—竞争化,而权力失衡、利益分化以及认同削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同时,碎片化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剧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性,从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故此,中国应通过成为东南亚安全治理架构的"议程设置国",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进程以促进地区现存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努力提高东南亚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积极参与并支持"东盟中心"的区域间主义动议与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确保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