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

明代田赋之征从“折色”制到“征银”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项税收都逐步实现了用银征收,从而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粮食价格波动和海外贸易都造成影响.田赋征银增强白银的货币本位地位,促进了国家税收商品化、国家财政市场化,因而明代商业、市场、外贸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连为一体.税收征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客观上能够节约仓储及管理费用,在增加明代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统治和管理成本.     

诗心与史学：颐和园歌行里的“晚清”

颐和园贯串了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宫升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近代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诗人有意用梅村体歌行来展开委曲纡徐的叙事,重构晚清的历史世界。在叙事中,颐和园一方面作为“媒介”来见证晚清政局,一方面又作为“事件”介入晚清政局。这些“事件”并不外在于颐和园,诗人在叙述它们时,又会通过颐和园的“景观”及其变化来加以烘托。诗人由此寄寓自己的历史认知与伦理担当,实际是通过“诗心”来诠释晚清政局。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心”可以跟“史学”互相发明,或者比理性分析更亲切生动,尤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抱有执念,那么,“诗心”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

在辛亥革命和民初之时,尤其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古代汉族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国粹”,得到整个主流话语的赞颂。在辛亥革命前后,要求自由与宪政的呼吁被视为与重建汉族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的事实。反映在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延伸的服装观念上,重新恢复古代“汉衣冠”的运动与建立自由宪政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民初帝制事件的发生,古代传统与宪政实践开始分离,包括了“汉衣冠”在内的所有传统符号,都被视为建设现代政体的负面遗产,重建“汉衣冠”的自发运动最终随着新文化批判的出现而销声匿迹。     

“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

晚清思想界,无论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还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在民权观念上都已实现对民本的超越,但形式上却仍保持连接;而对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则接受之余亦有隔膜,主要重视国民的参政权,而模糊对待国民社会生活世界的自由权利.这种“民权”观念可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现代转型的过渡形式,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过渡特征.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图书馆的近代转型

中国图书馆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个关键时期。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士人在洋务官员开眼看世界的基础上,愈加认识到了发达国家图书馆在开启民智中的重要作用,图书馆观念加速输入国内,是为图书馆的萌芽期;＂五四＂前后,随着一系列图书馆法令的颁布,各级各类新式图书馆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近代图书馆进行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最终完成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此为图书馆的转型完成期。     

从晚清到“五四”：文化转型与小说的雅化进程

从晚清到“五四”：文化转型与小说的雅化进程吴秀亮小说发展的雅化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小说史。只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性质、结构相对稳定，大部分小说在这个结构中文化地位一直低下，所以，小说雅化发展的变化进程较为缓慢。及至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小说界革命”发...     

“雌风吹动革命潮”：晚清女报与革命诗潮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晚清粤方言小说的“感觉真实”与“历史真实”

晚清粤方言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学一个特殊分支,主要有传教士小说、劝善小说、清末劝业小说和革命派小说四个来源,其创作目的均明显指向思想宣传。思想宣传的关键在于取信于读者,因而"真实"成为这一批小说生产者的共同创作追求。这种"真实"通过语言艺术、叙事技巧、题材选用等外在形式体现为"感觉真实"与"历史真实"两个方面。晚清粤方言小说并非一批孤立发展的作品,而是始终参与到中国小说的近代化和中西文学对话中。过去研究者对于中国小说近代化关注到的更多是小说虚构性的"合法化"和虚构手段的提高,然而小说这种文体的"虚"与"实"是辩证统一的,中国近代小说的虚构所追求的目的和达到的效果恰是艺术真实,晚清粤方言小说的"感觉真实"与"历史真实",亦恰为中国近代小说发展的一个特殊缩影。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附近”的历史：《何兆瀛日记》呈示的晚清镜像

晚清名士何兆瀛现存的日记保留了他人生几个重要阶段的记录。特别是在京师生活五十载后,何兆瀛以浙江杭嘉湖道、两广盐运使的身份分别去到浙、粤二地,作为相关事务的亲身参与者,他深度接触到攸关国家命脉的科举、海塘、盐务等要项。他以日记书写的“附近”,是普通人和多数官员不曾经历的“远方”,密切关联着当时的国情前沿,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独特的晚清镜像。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语言的选择与晚清“诗界革命”的诗学道路

本文通过语言视角,分析晚清时期"西学"的思想思潮转化为"诗界革命"的形式冲动的具体过程,揭示语言选择上的保守性直接决定着"诗界革命"诗学话语的建构、诗体形式的转向以及诗体尝试的限度。     

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     

晚清女子演说与“新女界”建构的身份认同

1905年对美争约风潮中的女子演说运动,加入了建构晚清女性的性别群体新认同的进程之中:应时事而起的晚清女性演说运动,其语言学习和挪用了其时的政论修辞及概念,女性通过演说议政,建构了自我的国民身份;借抵御外侮的运动,女性以演说为结成团体的动员,以国民团体一员的身份加入新的公共社会之中。由此,晚清女性构建了其家族亲缘外的新的身份认同:议政的女国民团体之一员。追溯女性以演说形式发声的因由,可发现晚清新学中的女学堂教育提供了条件:女学以演说训练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设计了完整的演说课程以及提供校园作为训练空间。此时的女子演说走出闺门的限度到校园、讲堂、私宅的封闭空间内面对同性呼告为止,为五四后辈们走上街头的呼告做了准备。不过,通过文字、图像史料发现,隔绝异性的活动使男性只能臆想女子演说的情貌,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多情善感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加入对新女界面貌的建构之中。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

晚清时期是中国从帝制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许多构成现代国家的新元素都在不断传入和生长,成为时人想象现代国家和表达认同的政治资源。清季的黄龙旗也是这样的政治资源。在中国逐步被编入近代国际体系后,清政府为适应近代国际礼仪,效法西国文明之成例,将黄龙旗作为"国旗"来使用。随着20世纪初黄龙旗在民间使用的扩展,时人不仅通过黄龙旗来想象现代国家和表达国家认同,而且在此间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及主权运动中,让中国商船悬挂黄龙旗也被朝野视为收回国家主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