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贵州人口考

清初贵州人口史无确实记载。据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梁方仲先生编纂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8“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各直省人丁数”所列:贵州人丁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3,839;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13,697;清雍正二年(1724年)为21,388(该资料引自《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1)。根据上述表列,在全国十八个行省中,除奉天(今辽宁省)因是满清王朝的定鼎发祥地,八旗人丁绝大部分从军出征跟随清世祖入关,其数较少外,贵州人丁数是最少的。以顺治十八年为例,贵州人丁数只是人丁数较多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的二百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近代山东的征税体制与村落权力结构

近代山东农民负担沉重,田赋种类繁多,加之度量衡、亩制和币制的混乱,以及田赋征收制度不合理,致使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农村基层统治结构中日趋虚弱,弊端丛生。为了通过征税系统实行国家权力对村落社区的统治,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惜任用土豪劣绅、盗匪恶霸充当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横征暴敛,武断乡曲,欺压百姓,从而使基于征税、摊款所产生的官民政治冲突,超出了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经济剥削程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春秋“用田赋”考实

春秋后期百余年间,各诸侯国一系列赋税改革,以鲁最典型。鲁宣十五年“初税亩”开其端,哀十二年“用田赋”终其果;“用田赋”即春秋赋税演变的最高标志。对“用田赋”真实内容的了解,既有助于对此前历次赋税变革实质的认识,更能标示终春秋世,赋税形态的程度以及在整个赋税演进中所处地位。古今学人,对“用田赋”的具体,已倾注大量可贵心血,但分岐至今亦仍严重。笔者择可而从,提出看法供批评指正。     

地域与文学——关于“贵州文学”的思考

1996年9月,首次以省政府名义设立的“贵州省文学奖”在贵阳隆重颁发.其标志着90年代在更权威之层面上,本地文学界与政界对“以行省划分文学”的进一步认同和强调.从获奖者全属“贵州作家”(省作协会员)这点看,这种认同和强调更多是对作者身份之“地域—行省性”的肯定与张扬(故已调回外地的客居作家便不在此范围内).按此种划分,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现有31个平级的省市自治区,自然也就派生出与之相对应的31个地域文学单位.在此当中,“贵州(省)文学”虽只是一个实力薄弱的部分,却已占有不可缺少的一席之地.     

“附近”的历史：《何兆瀛日记》呈示的晚清镜像

晚清名士何兆瀛现存的日记保留了他人生几个重要阶段的记录。特别是在京师生活五十载后,何兆瀛以浙江杭嘉湖道、两广盐运使的身份分别去到浙、粤二地,作为相关事务的亲身参与者,他深度接触到攸关国家命脉的科举、海塘、盐务等要项。他以日记书写的“附近”,是普通人和多数官员不曾经历的“远方”,密切关联着当时的国情前沿,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独特的晚清镜像。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诗心与史学：颐和园歌行里的“晚清”

颐和园贯串了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宫升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近代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诗人有意用梅村体歌行来展开委曲纡徐的叙事,重构晚清的历史世界。在叙事中,颐和园一方面作为“媒介”来见证晚清政局,一方面又作为“事件”介入晚清政局。这些“事件”并不外在于颐和园,诗人在叙述它们时,又会通过颐和园的“景观”及其变化来加以烘托。诗人由此寄寓自己的历史认知与伦理担当,实际是通过“诗心”来诠释晚清政局。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心”可以跟“史学”互相发明,或者比理性分析更亲切生动,尤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抱有执念,那么,“诗心”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于晚清“新文体”的“恶评”问题及其他

作为整个晚清时期散文创作主流的“新文体” ,因与长期在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桐城派”散文的尖锐对立、且有取而代之的力量和趋势 ,在其发展的各阶段中 ,必然招致了它的对立面人物的种种诋诬、攻击 ,即所谓的“恶评”。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 :对“新文体”予以各种“恶评”的 ,大都为晚清思想文化界的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而且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倾向各不相同 ,着眼点多有区别 ,因此这些“恶评”的思想文化内涵也就是显得格外的丰富和复杂。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晚清“现代性”:欲望的发现

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晚清，放到晚清“现代性”的独特的历史表征之中。晚清“现代性”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起源，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现代性”中受到压抑和遗忘的部分。在今天看来，认知晚清“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太过于不够“现代”而被人们忽略，另一方面却又是太过“现代”而难于被理解。这种暧昧难明的状态往往缺少足够的历史叙述的戏剧性而难于被记住，也由于缺少历史的界碑式的时刻和伟大的人物而难于给予我们认同的期待。于是，在我们为“五四”的宏伟的“现代性”叙事激发无限的激情…     

从“逆变说”到进化论——中国传统文学史观的蜕变

中国传统的文学史观到近代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本文即想梳理这一变化 ,总结出中国文学史观从传统到接受西方影响所发生的蜕变。从龚自珍的“逆变说”到周氏兄弟的“进化论” ,本文概括了晚清各家各派的文学史观 ,并指出他们是如何踩在前人的肩膀上 ,作出自己的因革 ,达到新的成就。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陆云“省”的美学观

<正> 一陆云的文论主要见于《与兄平原书》的三十多封信中。陆云论文的核心是“清省”。《文心雕龙·镕裁》篇说:“士龙(云)忍劣,而雅好清省。”清代张溥《陆清河集题辞》①也说:“士龙与兄书,称论文章,颇贵清省。”他自己也说,“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那么,什么是陆云所说的“清省”?“清省”可以分为“清”与“省”两个方面。先看“清”。陆云在信中提到“清”字最     

晚清“文界革命”论纲

<正> 晚清的“文界革命”,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对当时的散文革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那个时期散文的创作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可是,多年以来,学术界从未有人对它进行探索。因此,晚清“文界革命”是怎祥兴起与发展的,在创作上有什么特色,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至今面目不清。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文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和它同时兴起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是同晚清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着的。甲午中日战后,困难当头,瓜分之祸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纪要

晚清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之一。为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了“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与会者就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演变、特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趋势和如何促进晚清政治史、社会史以及两者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