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其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在全球"复合依存"架构下,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与多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新趋势,即将自20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经济外交和针对中国大周边邻国的"外交魅力攻势"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要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进行自我约束,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     

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变动中的外交逻辑——从认知结构、角色构建到外交行为

从"认知"到"角色"再到"行动"的传导,是一国外交战略的内生性逻辑自洽过程。日本的自我认知结构,是在历史演进中由特定的知识、文化和观念等要素组成的。知识要素的构建因循了工具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等原则,文化要素中的矛盾性、善变性、序列性、依附性等特点形塑了日本外交行为逻辑,观念要素中的"强权观念与神国思想相互嵌入"的特点,固化了日本"在东方华夷思想之外壳中嵌入西方霸权主义之内核"的思维取向。"追求大国地位"是影响日本国家战略最深刻、最本质的"先赋角色"。日本在自我认知、角色构建的基础上,推行了以构建"观念资源与制度资源"为中心的"战略性外交"。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解读日本特有的认知结构、角色构建、外交行为及其传导机制,不仅能为认识与判断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提供更为精准的描述与解释,还有助于重构与创新日本外交的"知行研究"路径。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观念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日本政府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

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是基于自身独特的地缘位置、综合实力的考虑。为了推进统一外交、增强地区影响和提升国际地位,韩国积极通过国际倡议外交、国际贡献外交、国际会议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方式推进其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限制了韩国开展独立外交的能力,而大国环抱的地缘特点也使得韩国外交面临着大国权力政治的巨大束缚,总统任期有限更是导致其中等强国外交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战略延续性。     

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地区秩序转型与东盟中心地位的消解与再塑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正式以"印太"替代"亚太",并出台了具有地缘政治大战略意义的"印太战略",其目标就是要重构地区秩序,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印太"版本。这种变化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开始趋向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张力将不断压缩东盟引领区域合作的行动空间,并从地区凝聚力、中立立场、制度效能及秩序环境等方面挑战东盟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不过,区域内外主要国家仍然重视东盟的战略价值,纷纷表示将会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这或将间接为东盟在地区秩序转型中维护和重构中心地位创造新的机遇。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21世纪西方科学外交的内涵、概念、功能与困境

西方科学外交肇始于21世纪初,主要关注科学合作、国家间关系及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等议题。由于科学外交的新兴属性与内涵的多样性,西方学界对其概念未有相对一致的看法。总体来说,科学外交是一个外交领域和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科学外交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带来的挑战和局限不容忽视,其作用的发挥面临着客观现实与传统政治的制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视科学外交为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新形势下,中国需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外交战略,坚持主权平等和科学原则,聚焦共同利益,共享科学合作成果,加快科学外交"走出去"步伐,主动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外交"带来的地缘挑战。     

中国梦与中国外交战略转型

要实现中国梦,中国外交必须从内向型向内外均衡型转变、从内敛型向自信型转变、从被动型向责任型转变。中国梦外交战略的内容包括,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在单位层次上构建一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家间关系,在个人层次上建立以人为本的"为民外交"。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东向”外交

本文从能源安全视角解读印度“东向”外交的动力和目标。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发现,印度政府、国家能源公司等行为主体在“东向”外交区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政策工具获取能源利益,能源安全维度已经构成“东向”外交的重要目标,而且随着印度国内能源供需赤字的扩大,能源安全维度的权重逐渐上升。从能源安全视角研究“东向”外交,可以对印度在海外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和规律有一个初步认知,即遵循政治外交与能源合作相互推进和借重的基本逻辑,以及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现实主义规律。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90年代的日本外交展望

进入90年代前后,日本外交加紧了争取政治大国地位的步伐。积极主动插手某些热点地区问题,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广交与国,其政治目的更为鲜明;在争取对全球性问题的发言权的同时,在亚洲建立其外交基础。总之,日本争     

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全球性问题与日本的大国外交

冷战结束后，随着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下降和世界总体和平形势的发展，各种危及人类生存和福祉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环境、粮食、毒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课题。急欲发挥全球性作用的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积极参与、异常活跃，并力图在诸问题领域取得主导地位，显示出具有较强前瞻性和进取性的"大国志向型"的外交姿态和政策倾向。为加强在全球问题上的信息收集、政策制订和日常管理等工作，日本外务省首先加强了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业务领域的划分、职责功能的强化。1993年，外务省将联合国局改编、扩充…     

侨务公共外交在海丝建设中的实践策略——以华商为例

要真正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五通目标,就必须打破地缘政治所营造的遏制大国的宿命论,以共同关系和情感的营造实践代替传统的利益共同体来塑造全新的地缘蓝图。因此,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思路在于通过侨务公共外交来打造"情感共同体",迈向一种以建构主义为支撑的"情感/关系"侨务公共外交路径。其中,华商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独特群体,既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目标群,也是公共外交重要的行为主体,可以借助华商的主体建构作用,以关系营造为实践切入点,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民心相通的实现。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