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困境挑战教育公平

与农民工相伴而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困境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有700-800万人,留守在家儿童2200多万人.留守在家的无人管,流动进城的上学难.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农民工子女上学困境对我国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教育公平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深层原因有:对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体制;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民工自身素质低维权意识差.解决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将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学校考核体系;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女学校以倾斜政策.支持其尽快发展.     

新中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检视与思考

新中国夫妻财产制立法分为三个阶段:以195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初创阶段、以198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渐进发展阶段和以2001年现行婚姻法修改为标志的逐步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夫妻财产制在立法模式和实质内容上都深受前苏联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婚姻法一直独立于民法典采单行法形式、夫妻财产制始终采共同财产制且内容简略等特点;1980年以来的后30年,我国开始逐渐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走上了一条兼容并蓄、自主立法的道路.当前,我国夫妻财产制急需全面提升充实,首先应确立包括男女实质平等、个人财产保护、交易安全等原则在内的多元价值理念,其次应从立法体例上推动亲属法回归民法,促进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最后应充实完善夫妻财产制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内容.     

民办教育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教育供给者角色——基于华东某市的调研

与农村城市化相伴随出现了流动人口学龄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通过对华东某市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大多设置在城区和县城的民办学校,具有收费低、规模大的特点,满足了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该市民办教育15年的发展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2006年,一批民办学校分别在乡镇、县城、市区建立起来,同时一些公立学校实现了向民办学校的转制,形成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并存的格局.第二个阶段从2006年到现在.随着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公立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再加上学龄儿童的减少,对于民办学校的办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民办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及其效率优势是其可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下的老年人口居住安排——基于家庭代际支持视角的研究

研究老年人口与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同住安排的影响,能够在微观层次上探究代际支持的作用,寻找中国家庭制度变迁的脉络.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通过建立包含父辈特征、子女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分析模型解释老年居住安排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存在与子女同住偏好样本的进一步分析中,父辈健康、 子女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人口实际居住安排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对城镇老年人口实际居住安排却没有显著作用.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小组活动

一、背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农民工的规模更加壮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823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达到700万人。据四川省农调队的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每外出1万个农民工,将会产生4000个处于6～16岁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子女,并有1000个同类子女随其父母进城接受义务教育。     

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阶层的姓氏特征

天子和诸侯阶层姓氏制度的典型特征 ,就是对姓、氏的既利用又限制 ,其具体表现就是既要通过强调“同姓”关系来收族 ,保证其有一定的统治基础 ;又要限制近亲族人的国氏使用权 ,防止王权、君权的旁落。就卿大夫阶层而言 ,宗法制度是影响其姓氏制度的主要因素 ,在宗法制度下 ,小宗家族的氏号要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对于大宗本家氏号的服属 ,这就使卿大夫家族的氏名结构呈多级制的形态     

第十四届国际私法会议闭幕

据日本《每日新闻》1980年10月25日报道,第十四届国际私法会议(参加者主要是欧洲的一些国家)经过三周讨论,于10月25日在海牙闭幕.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国际婚姻关系破裂后双方的子女由谁来照看这一问题.此外,会议还修改国     

试论"允许父母自愿放弃抚养权"的合理性

抚养,是指父母对子女在物质上的供养和生活上的照料,保障子女必要的生活条件,使其得以健康的成长.我国以及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了确认.例如,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为基于父母子女身份而产生的、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的制度,是父母必须承担的义务,是父母的天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在立法中得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允许父母在一定前提下放弃对子女的抚养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小组活动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农民工的规模更加壮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823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达到700万人。据四川省农调队的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每外出1万个农民工,将会产生4000个处于6～16岁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子女,并有1000个同类子女随其父母进城接受义务教育。     

河南洛宁:创新救助模式 福泽困境儿童

河南省洛宁县在着力做好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孤儿救助等社会救助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探讨包括孤儿在内的困境儿童"助养、助困、助医、助学、助业"五位一体救助工作,初步建立了困境儿童分类救助制度。两年来累计投入资金1600万元,使5880名困境儿童得到了分类救助,1100名包括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患重病儿童、服刑人员子女在内的困境儿童享受到了政府制度化的生活补助。总体发展思路洛宁儿童福利服务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孤儿保障机制;二是建立困境儿童救助制度;     

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现代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风向标,是反映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假日制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第二阶段为1978-2007年)的演变,从2007年12月起进入了第三阶段.新的假日制度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包含了五个长周末和两个黄金周;二是将部分传统节日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从长期来看,取消五一黄金周,恢复传统节日是对各方面都利好的制度改革,是顺应民心和时代要求的举措.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着力推行带薪休假并错开休假日期,遂步减少全面集体休假的安排.这一指导思想与国际通行的原则是一致的.     

日本姓氏制度的演变及其特征

在文化史领域内,姓氏制度的演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家族系统的符号,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时,这种符号的形式及其应用法则亦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姓氏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性质的转变。     

老年人在医保改革中面临的风险与对策

1999年,我国社会已进入老年型社会,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健全老年人医疗保障(以下简称医保)制度以有效保证老年人口的健康.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劳保医疗与公费医疗制度中明确规定,干部工人离休、退休、退职以后享受公费医疗待遇,1978年国务院重申了这一政策;1980年代以来的历次医改也都给予老年群体的医保以特别关注.     

北京市的姓氏地名与地名姓氏

姓氏地名是指那些因姓氏而命名的地名,如张家庄、王家营、李家屯、赵家村之类.这一类地名,一般是因为最早在这里定居人家的姓氏而命名的,或者是依据该居民点上人多户众、有财有势、较有名气等特殊人家的姓氏而命名的,因而称之为姓氏地名.这类地名中反映出来的姓氏,本文称之"地名姓氏".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理路及改革历程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是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为指导、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还吸纳了大陆、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同时承继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并结合基本国情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改革贯穿于当代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全球化的必然反映.建国60年来,中国检察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11月--1982年1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初步建立;二是1982年12月--1997年9月,检察职能、职权及其运行程序逐步得到完善;三是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至今,检察改革进入创新发展检察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关键性阶段.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及检察制度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进一步确定.     

独生子女家庭关系的新特点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自“1980年以来,在每年出生的婴儿中,一孩比例由44.15％缓慢上升到1988年上半年的525％”。①使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它将成为21世纪中国家庭的主流。这是人类生育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迁,它给家庭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一、夫妇地位日趋平等,夫妻关系感情化独生子女家庭给妇女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一方面,计划生育在客观上使许多家庭选择晚育,青年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时间和发展自己的机会,提高了自身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生育时间大大缩短,工作时间相应增长,妇女不再把养育子女作为自己人…     

制度排斥、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广东省东莞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有广东省户籍、有子女在东莞工作或上学、来东莞市时间长、对工作及住房条件满意度高者,社会融入状况较好;当前相对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仍然是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主要体制性障碍;长期的制度排斥产生了不良的心理后果,较为普遍的自信心缺失也阻碍了农民工社会融入.     

子女姓名权:内涵检审与制度建构

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内蕴伦理情感、性别观念、社会风俗与立法理念,经历了由父权家长制向父母平权、亲子平权的过渡与转型。现当代各国民事立法关于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大多采集中立法、分别立法、分散立法和单行立法等模式。我国民事立法关于子女姓名权的制度建构,应采分散立法模式。即有关子女姓名权的法律规范,应分别规制于我国民法典总则编或人格权编与亲属编中;除应对子女姓名的决定、行使、变更作出一般规定外,还须对不同亲子关系中的子女姓名权的行使规则作出特别规定。     

中国与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比较分析

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但服务贸易发展仍然比较落后,存在诸多问题.中国香港的服务业与服务贸易起步较早,发展速度快,综合实力较强;中国台湾的服务贸易与服务业是从1980年蓬勃发展起来的,受别国连锁服务的影响很大;日本和韩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在近20年来的增长都比较稳定,但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香港政府的完全开放政策,日本和韩国的逐步开放对策,都很好地促进了他们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同在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比较分析,可以找出有利于自身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政策.     

对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之重视

为了寻求非婚生子女权益保护的完善机制，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向外国，设立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便是呼声甚高的举措之一。但我国与外国有着不同的背景、基础，尤其是富有个性的户籍管理制度，认领制度的设立无法达到预期价值，非婚生子女应有权利难以得到肯定。鉴于非婚生子女现有权利与应有权利的差距，笔者建议重视认领制度，以便非婚生子女的现有权利与应有权利趋于一致，真正达到与婚生子女的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