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谭嗣同的政治哲学

谭嗣同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思想中有很多闪光之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在他的话语中随处可见。文章从民主、民权的角度来探讨谭嗣同的政治哲学思想,谭嗣同从反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来倡导民主和民权,并在议会中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论谭嗣同哲学的基本性质——兼与张立文同志商榷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在目前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讨论中,不少同志主张谭嗣同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最近发表的张立文同志《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一文(见《江汉学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也正是表述了这种观点;但也有很多同志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我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是唯物主义的。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就张立文同志的文章谈一些意见,以与张立文同志及其它同志商榷。     

"仁--通":谭嗣同《仁学》的精髓与主旨

“通”———以通达、贯通、仁通求变通、运通、流通的思想,即维新变法的思想,而不是激进革命的思想———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精髓与主旨。希冀有仁慈的君主、清明的君主专制政治、仁通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达流畅的社会经济文化运行境界,才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谭嗣同秉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源流,希望朝廷存“仁心”、行“仁政”,从“匡扶社稷”的思想脉络来分析,谭嗣同依然是一个“吁天”的传统士绅。     

《谭嗣同文选注》补正三则

<正> 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振甫写的《谭嗣同文选注》收集了清末思想家谭嗣同的五种代表作,是一部有详细注解的优秀著作。同年,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徐义君著的《谭嗣同思想研究》,邓潭洲著的《谭嗣同传论》三本著作也同时出版。全集增订本大大超过以前的三联书店版,它是决定性的版本,后三部著作都遵循“文革”后的实事求是精神,作为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几点看法

近年来,在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文章,就拿分析谭嗣同思想的文章来说,我所看到的,就已有三四篇之多了。在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说谭嗣同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有的说谭嗣同是唯心主义者。孙长江同志认为谭嗣同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我认为,是妥当的。但是,谭嗣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与其政治思想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而且发表过反封建君主制度激烈言论的谭嗣同在世界视上竟是唯心主义呢?孙长江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分析。我想围绕着这个问题说明我对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几点看法。     

谭嗣同和黄颖初

<正> 谭嗣同的朋友黄颖初,对谭的思想产生过一定影响;而谭的思想对黄也有所熏陶和激励。黄颖初(1873-1932),原名祖勋,后改名徵,浏阳人。他比谭嗣同小八岁,曾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而谭嗣同也是欧阳的高足弟子,虽然他们不同窗,却因老师之推重和彼此思想倾向相同,两人就成为亲密的朋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底(1896年10月底),谭嗣同回到浏阳(时谭氏在南京候补),     

谭嗣同“坐以待捕”原因初探

通过考察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权限问题,运用史料,对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谭嗣同八月初三夜独访袁世凯”和“谭嗣同八月初九被捕入狱”,加以质疑,提出谭嗣同“坐以待捕”的真正原因,固然有为维新运动不惜流血的献身精神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当时客观形势促成的结果。     

新发现的谭嗣同书简

近日,孔夫子旧书网一书店出现了谭嗣同书信一则。经专家鉴定,此信为谭嗣同真迹。此信不见于《谭嗣同全集》等文献,属首次发现。谭嗣同真迹在民间罕见,故此信弥足珍贵。笔者将此信释文,并对收信人陈长橿的生平及其与谭嗣同的交往略作考证。     

试析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

<正> 谭嗣同思想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唐才常说:“复生治易,专主船山,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①谭嗣同本人对王夫之素来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并一再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说”,③“为学专主《船山遗书》”,④“私淑船山”,⑤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有哪些具体影响呢?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大多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谭嗣同思想也有个曲折的转化过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而早熟,一登上历史舞台已无暇进行充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关于谭嗣同戊戌北上的两个问题——兼与黄彰健先生商榷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彰健先生<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中,著有<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及<谭嗣同全集书札系年>两章,深入研究了谭嗣同在湖南的维新变法活动,引证繁富,考证精当,为谭嗣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陆学者邓潭洲先生在其<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中,对谭嗣同一生活动作了简明而准确的叙述,这一叙述是以他对谭嗣同的多年研究作为基础的.但上述两部著作在考证有关戊戌四月谭氏行踪方面,似乎仍然存在若干疑问.由于邓先生已经作古,无从请教.笔者在此不揣浅薄,特此提出,以就教于黄先生和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     

谭嗣同诗写作年代考

<正> 谭嗣同著作中,诗是一个重要部分,但过去对它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少。今人杨廷福曾撰文考定谭氏书启的写作时间(《谭嗣同著作书启写作年月考》,《复旦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亦未及诗作。认真的整理工作、包括考定作品的写作时间,往往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故特对谭诗的写作时间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谭嗣同诗一部分收入他生前在南京刊印的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试析谭嗣同的教育思想

谭嗣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谭嗣同认为,要实现中外通、上下通和人我通,就必须要沟通中西学术,以中国传统的大同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为武器;要实现男女内外通,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就必须要兴办女学,为妇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谭嗣同指出,注重实践和相互切磋是沟通学术的为学之方。     

谭嗣同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部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其老师欧阳中鹊、刘人熙的指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谭嗣同全集》第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川谭嗣同把船山学说和其它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再结合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某些社会政治学说,加以融合贯通与择取,为其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本文拟就此作些粗…     

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论谭嗣同的专业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大力提倡变法维新,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谭嗣同崇尚实学,关注时政,对治事抱有深切关注和极大热情。这促使他将变革科举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进而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提出变革。谭嗣同将"变学校"视为变法之根本,而他寄予厚望的"变学校"质言之就是用实学("实事")变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事实上,实学情结使谭嗣同注重专门专业之学,并将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学作为人人必备之知识。在他那里,前者属于专业教育,后者则属于通识教育。二者的结合既是谭嗣同对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回应,又与他的哲学理念、政治主张一脉相承。教育的目的是育人,如何摆正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谭嗣同的观点引人深思,对于当下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清末的王船山(续)

<正>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七)是通过谭嗣同而知道王船山的。两人相识于光绪二十一年.其时谭三十一岁.梁二十三岁.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是这样写到此事的:“其评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清代学术概论》)即启超与谭嗣同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