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犯罪正当化初论

现代刑法中,侵害社会风俗、习惯的行为犯罪化是存有争议的,亦即将这些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是否合理还未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为了解决此种争议,不应继续固守传统的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案,而应在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能够引领关于风俗犯罪的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方法。而以正确地界定风俗犯罪与划定其所涉罪名为前提,进而探究风俗犯罪正当化的根据与标准,再将风俗犯罪逐一置入此标准进行研判,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路径。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社会风俗

考察了南北朝时期的三大类社会风俗:一是家庭生活风俗,二是社会礼仪风俗,三是其它风俗。既揭示当时南、北风俗之异的方面,又展示其相同的方面,还尽可能地将当时南北风俗与前代风俗相比较。     

古代湖北风俗演变考

风俗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事象和民间文化.风俗的演变与发展,与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湖北地处长江小游,其风俗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内容。古代湖北风俗的发展经历了三个较大的变化时期,即两晋时期、南宋时期以及清世。两晋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安定。这一时期,社会的重大事象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流移,北方人民纷纷南徙,这不仅意味着南方人口的骤增,同时,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风俗,包括生产经验和技术、方言和文学、生活习惯及民风民情等。湖北是南迁人口主     

论班固的风俗观

由于对风俗和民俗概念认识的差异,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风俗理论,进而讲风俗研究史多从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对古人的风俗理论有所忽视。实际上,古人有着丰富的风俗理论。班固第一个对风俗做出阐释,形成了正确的风俗观。其风俗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地理环境影响着风俗形成的初始状态;其二,历史文化传统规定着风俗演变的内在轨迹;其三,王道教化对二者的"中和"使之和谐,决定着风俗转化的理想状态。班固的风俗观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理论研究的基础。自此以后,尽管对风俗的研究不断发展,但其体制、风貌大都没有脱离这个基本的范围。     

福建惠安崇武的衣饰与族属试探

1951年冬,厦门大学师生到惠安县参加土改工作,林惠祥教授曾根据所了解第二区瑞东乡长住娘家风俗,撰写《论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论文,指出这种风俗在现在社会已绝无意义,其残留不过由于习惯而且,应当在思想上要有新的觉悟,并在实际生活中实行改革,便可消灭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了。惠安东部部分地区的长住娘家风俗,伴随着早婚,以及特别的衣服装饰。她们的这些特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在后来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有时还泛称她们为“惠安妇女”、“惠东女”、“特异服饰”、“异服之人”等名称,并从婚姻制度的探讨推     

班固“采诗”说的风俗维度

班固描绘、构建了先秦"采诗"制,对所采之"诗"的风俗内涵与价值功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视"知天下"为旨归,欲借此以知"风"、"俗",进而实现其"移风易俗"的风俗政治理想。基于同样的思想维度,班固又对汉乐府"采诗"的风俗意义予以了现实审视,这呈现了其"采诗"说的另一构成及其风俗维度的其他侧面。深入研究可见其在风俗学、《诗》学研究领域及方法论层面的价值意义。     

《汉书·地理志》与中华区域风俗文化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 ,对中华风俗文化进行了区域划分 ,描述了区域风俗文化的特征及内部差异 ,分析了区域风俗文化形成、演变的原因。其原因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     

王安石风俗思想简论

王安石关注现实社会与风俗变化的联系,其集结点就在“流俗”,或称“流行于世的时俗”,是社会发展中种种弊端。其风俗思想与他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他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风俗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其风俗思想既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又有博取众收,对传统文化包括风俗文化的理性审视．经过深入思索所作的批判总结,表现出其风俗思想的独立性、完整性。     

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迷信风俗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由于受社会文化因素、生存环境以及教育和认知水平的制约,迷信观念严重,迷信风俗盛行,迷信组织众多。这些迷信风俗尽管主要是对传统迷信风俗的遗存与继续,但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冲击下,它在地域、人员、内容及功能与危害上仍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苗族风俗中的祖先崇拜

<正>湘西苗族人民生活中保留着许多崇拜祖先的风俗,这些风俗对研究湘西苗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就湘西苗民的“阿普苟尤”、“奶滚妈苟”的风俗略述如后,以引起研究湘西苗族的专家们的兴趣.     

浅谈范成大《吴船录》中的巴蜀民情风俗

范成大在入蜀、出蜀途中饱览了巴蜀地区的山川风貌、风土民情,并留下了几十首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感的优秀诗作。以《吴船录》为例,分析其中所展现的巴蜀民情风俗,对探究范成大的创作风格和丰富巴渝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想在孤独中闪光——杨金砖与他的《孤独的守望》

思想的魅力是无穷的,杨金砖是一个奔跑的思想者.他始终以一个文人和学者的敏锐与良知关注民生疾苦、抨击现实的阴暗.相对俗流来说,他又是一个孤独者,他对高洁情操的坚守、对精神的张扬、对世俗的蔑视与嘲笑,发聋振聩,令人反省与深思.     

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味觉记忆

作为抽象概念的精神故乡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场景、风物、习俗、故事等表现出来,汪曾祺对昆明的记忆更多的是反映在对食物的书写中。味觉记忆是汪曾祺寄托乡愁的载体,体现着他对事物认识的重感性的审美特点,也体现着汪曾祺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纯朴明净的湘北山区民俗风情画卷——彭见明地域文化小说试论

彭见明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聚焦于他家乡平江的风土人情,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幅纯朴明净的湘北山区民俗风情画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法律推理之大小前提的建构及习俗的作用

习俗作为一种生活常识、常理、常规、常情,不但能影响法官的思维方式,在某些具体情景中还可以成为法官断案的合理性判准,甚至在某些特殊机制中对法官的法律推理有所助益.大小前提的确认是一种建构性活动,因而习俗在建构大小前提中是可以发挥其作用的:即习俗在疑难案件中通过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洞补充、法律论证等方法发挥其对建构大前提作用;而在小前提中则通过推论方式发挥其确认法律事实的作用.     

鲁迅杂文与浙东乡情──纪念鲁迅逝世63周年

鲁迅小说问世不久，即有“满戴着中国的土气”的好评．其余文与其家乡的历史背景、乡风民俗、民间文艺及方言土语等方面都有承传关系．不仅其总题旨，不少篇什中的分论点，多有从家乡热土中孕生的宝贵经验和智慧结晶．     

论二宫尊德身份人格形成的风土文化因素

风土是自我发现的一种方式,对身份人格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带领610多处的藩、郡、村实现了经济重建的农政学家,历经日本明治、昭和等历史时期及战后,一直是日本国家及社会树立的国民楷模。这其中固然有其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但二宫尊德本人所特有的勤勉、坚韧、善于思考、顺应自然的身份人格,一定是其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谁是凶手?——解读“A friend in need”一文中的文化内涵

本文通过对"A friend in need"一文的分析,指出主人公Lenny Burton的溺水而亡是由于自己受当时社会习俗的影响,没有正经营生却赌博酗酒,陷于身心交瘁的境况,求助朋友Edward Burton,却是一个虚伪自私的商人,诱使其上当受骗,死于非命。说明了Lenny Burton的悲剧根源是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