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追求 不同的结局——比较《李娃传》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唐代文人有意识地创作文言体传奇小说阶段,鲁迅先生将它的出现称之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二是明代文人在民间话本的基础上模拟编写“拟话本”阶段,这促进了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群众创作向作家创作的转变.突出代表这两个发展阶段成就的有两篇作品:一篇是自行简的《李娃传》,这是唐传奇中的艺术珍品,鲁迅先生评之为“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之比较研究

两位生平际遇颇有相似之处的作家,截取了有着惊人相同表象的家庭题材,运用朴实、严肃的写实手法,为后世留下了两部悲剧式的男女“情爱”故事,同时,也向现今读者展示了两幅有着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特色的社会历史画和风俗画。但是,尽管这两部巨著有着如斯相似之处,若略加分析,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它们实际上是“表相似而实殊异”的。别林斯基在《论文学》中指出:“艺术,就其内容而言,是民族的历史生活的表现。”没有一个作家可以站在真空中纯客观地观察和反映社会现实,而相反,他们大多总是站在自己民族和阶级这个圈子中,在他们的“身世、教养、生活方式等等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操纵”下(茅盾语),去接受或排斥、喜欢或憎恨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因此,作为处在两个民族、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内的作家,虽然他们的创作从题材到作品艺术本身都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其作品中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烙有不同民族和阶级的时代性印记的。 我们不妨将两位作者及其两部巨著作一个系统的比较分析。     

读者接受的秘密--《廊桥遗梦》与《不是忏悔》比较

也许是社会的范本太多,也许是纯粹之爱已无法给人带来新鲜的刺激,近几年的文坛上,婚外恋题材有一度可称为创作消费的热点题材.有那么一段时间,只要你捧起小说,十有八九都会碰到“第三者”。一般说来,文坛热点的形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创作的某种     

《儒商》两题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儒商》做了论述，先是肯定作家贴近中国社会现实，与生活的热点同步的创作态度；次则指出其“戏剧性”叙事语态，是为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审美风范。     

《红旗谱》的语言艺术

“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作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作家情绪的倾向、个性的特征及其表达思想的特有方式等,都是从语言的具体运用中显示出来的。因此,作品的语言特色与作家的创作风格有着密切关系。研究一部作品的文学语言,是研究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该作品的艺术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红旗谱》是一部公认的艺术质量较好的长篇小说,它在文学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     

巍巍《群山》——传记文学新里程

在读了忽培元的一些散文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创作元气充沛,或说底气很足.元气有正气、真气的意思.底气是他的人生经历,学识修养,对文学那种与生俱来的偏爱,加上充沛的精力和创作的刻苦勤奋.但是,当我读了《群山》以后,我有些困惑了,我不否定前面的看法,那是一切有成就的作家所共同拥有和具备的.那么什么是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本质特征呢?通过读《群山》和其他工作上的接触,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培元有点“顽固”的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前面要加上“顽固”两个字呢?因为作家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有的,培元的不同就在这“顽固”上.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从几时已经进入忽培元的骨髓,成了他的血肉,占据了他的潜意识领域.成为一种不自觉状态,已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武器、甚至有时自己倒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武器,“顽固”而化了.把马克思主义由外在的尺度变为内在的动力.这是我从他的言行的“不合时宜”,特别是创作中的“不合时宜”感觉到的.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黑暗深处》的“展示”与“告诉”

“展示”与“告诉”是小说叙事的两种基本形式,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交替出现,搭配使用,形成不同的创作效果。康拉德的著名小说《黑暗深处》在表征主人公库尔茨的野蛮、凶残、贪婪方面,兼用“展示”与“告诉”两种方式,抨击殖民主义的罪恶,表现出作家强烈的正义感;在表征库尔茨的“文明”和“伟大”方面,却故意使用“告诉”的单一叙事,丧失说服力,帝国神话被悄然解构,表现出康拉德高超的叙事策略和思想深度。     

试论郭沫若、老舍、田汉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

本文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对郭沫若、老舍、田汉三作家五十年代的历史剧创作进行比较,指出,由于生活经历、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等等不同,三作家在坚持历史剧创作的"两个真实"原则、人物形象塑造和作品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他们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范例.     

《去年在马里安巴》浅探

《去年在马里安巴》是罗布·格里耶六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一部产生轰动效应的电影小说 ,作为“新小说”在电影领域的一部探索性作品 ,它在时空安排、场景勾勒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在这部作品中 ,罗布·格里耶将对传统时空反动的着眼点投向对多维时空的构建和时空对人物的功用这两个方面。文本勾勒的几个重要场景 ,则显示了“写物作家”罗布·格里耶的独特风格 ,同时表现出叙述者对场景与故事关系的非人格化的判断。文本中的人物是受“物”左右几乎淹没于物象之中的形象 ,“物”对于人的行动和思绪起着不可忽视的控制作用。     

《文心雕龙·神思》探幽

“神与物游”可以说是“神思”的精论要语,“意象”说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论的创作思维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志气”与“辞令”在创作构思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秉心养术”则提出了作家提高思想修养锻炼写作技巧的条件与方法.     

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的《啼笑因缘》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是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之一,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以女性形象、女性创作为切入点,构建女性文学传统,提倡女性主义的写作方式.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并不一定只能针对女性作家的创作.当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观点去解读现代作家张恨水的代表作品《啼笑因缘》时会发现,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已经超前性地具有了女性主义批评中所谓“双性共体”的特质.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张恨水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受到损害的女性的同情,并通过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开始思考中国女性的命运.     

“围城”与“金锁”里的世界──论钱钟书《围城》与张爱玲《传奇》的文学价值与异同

钱钟书和张爱玲以天才作家的敏感创作了《围城》与《传奇》，突破了“五四”以来描写两性关系的范式；作品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特点，是作家对人的整个生命状态的深刻审视和内心情感体验的传达；两位作家驱遣手中那杆或轻重或凝重的笔，给外在景物以一个动的生命或启示的精魂，这创造性的、成功的、丰富的意象，使读者领悟到一份挡不住的艺术感觉。文章从以上三个方面来探究钱钟书的《围城》与张爱玲的《传奇》的文学价值，寻找其文学表现手法的异同。     

论《傲慢与偏见》中人物的女性魅力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创作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作。它成功塑造了两个新女性形象伊丽莎白和吉英。她们两人都有着与当时社会背景不相符的女性意识,对当时社会上女性的地位与待遇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无情的抨击,从而揭示出作家本人作为女性作家的独有观点,即对于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进行了勇敢的反抗,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展现出不一样的女性魅力。     

《科尔沁旗草原》与《红楼梦》的创作比较

现代作家端木蕻良和清代作家曹雪芹,同是大家族的末世子弟,同是写一部家族衰亡的小说,同是把部分家世现实写进小说中去,同是塑造“正邪两赋”的“新人”形象。反映前者对后者自觉的承继关系及小说创作的自身规律。     

试论《朱安党人》中的巴尔扎克

《朱安党人》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艺术巨厦《人间喜剧》的奠基之作,既是他创作进入成熟时期的标志,也是他十年创作准备和二十年创作全盛之间的“接合点”。因此,它残存着荒谬和失误,更包含着真理和成功,拖着过去的尾巴,又启示着未来的光明。回头瞧,它是巴尔扎克莽撞学步的“终点”,向前看,也是他阔步前进的“起点”。在作家创作道路上,它作为一个“过渡”、“质变”和“转折”而引人发生兴趣。剖析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试论契诃夫的《樱桃园》和曹禺的《北京人》

《樱桃园》和《北京人》是分别标志契诃夫与曹禺创作新高度的剧作。两部剧作在各自民族特色和创作风格中,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值得进行比较研究。两位作家都怀着新的美学追求,向生活和艺术的纵深处开拓,在剧中以描写家庭生活的变迁作为主旋律,在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刻划中,奏出了时代在动荡中前进的乐章。曹禺曾深深地“沉醉于柴霍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其创作也受到契诃夫戏剧的启发。当然这种影响是综合性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剧本。我们讨论两部作品的异同,意在通过具体的比较研究,把握作家的艺术个性,探讨深刻地认识生活对于作家创作的意义,同时,也从中摸索接受外来影响的正确方法。     

现实的不同魔幻呈现——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

Hallucinatory realism一词因出现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的颁奖词中,用来界定他的写作风格.传入国内,该术语被译为“魔幻现实主义”,从而将莫言的创作风格归属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由此掀起“误译”的讨论.以此为出发点,依托莫言的《生死疲劳》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两部经典作品,来论述这两种风格中的魔与幻的不同呈现,以此确证莫言的创作风格是有别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魔幻现实主义。     

《大师与玛格丽特》和《断头台》中宗教题材的运用

本文以分析宗教题材在《大师和玛格丽特》、《断头台》中的运用为切入口 ,探讨两部作品在反映现实、表现主题方面的异同 ,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了两位作家各具特征的宗教观。宗教题材的运用 ,为两位作家开拓了新的创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