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中知识女性悲剧命运探析

曹禺先生始终对女性的生存困境充满深切关注,他怀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赞美之情在他的剧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们深受"五四"的影响,在妇女解放思潮的感召下,逐渐觉醒,萌生了初步的自主意识,主动争取女性的权利,勇敢地与男性抗争。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压迫下,女性因自身主体性残缺,经济上依附,文化上受歧视,她们的反抗最终归于失败,陷入无以摆脱的生存困境。本文以女性文学批评为视点,围绕女性生存困境,分析其原因,揭示知识女性悲剧命运。     

《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分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叙述了清朝末年至建国初期渭河平原五十多年变迁的神奇史诗,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投身于大革命却牺牲于政治迫害的白灵;有被丈夫抛弃,最后却被父亲下重药医死的鹿冷氏;有不甘于命运的安排,最后却以悲剧收场的田小娥。无论是新时代的代表女性白灵,还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鹿冷氏,还有那位特立独行、为人所不齿的田小娥,她们都只是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女性的缩影,可以说,这三个典型就代表了当时所有的女性形象。     

《莎乐美》:疯癫女性的意象解读——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命运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莎乐美》作品的艺术价值评判多集中在作品的唯美主义表现形式上,对于莎乐美的艺术形象分析也多为负面和否定。分析莎乐美由家庭天使形象向疯癫女性形象的转变,探究其疯癫意象的隐喻意义,可以看到《莎乐美》暗含着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女性在父权社会的统治压迫下因自我权利缺失而进行的反抗,是对父权社会建构下的政治规范、宗教规范、道德规范进行的彻底破坏。莎乐美形象象征着对父权社会毫不妥协的女性反抗力量,因此成为历史文坛上女性叛逆形象的典型代表。     

出走与走出：曹禺剧作对叛逆女性的命运探索

曹禺在早期的四大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塑造了如蘩漪、陈白露、花金子、愫芳等情感丰富、性格各异、命运多，艮的女性叛逆者的形象，她们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从无觉悟和无反抗到觉醒到彻底的醒悟，最终勇敢地冲出封建藩篱，投奔光明，表现了曹禺对封建旧制度下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深切的同情，对新时代新社会的憧憬与肯定。     

稳定与变迁：女性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报》女性人物的分析

通过对《中国妇女报》26年间女性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国妇女报》所建构和形塑的主流女性形象既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也发生了若干变迁。就内在形象而言,其稳定性表现在：不同年代的生理形象均以中年女性为代表,成就形象基本上体现为“工作业绩”;其变迁性体现在女性的知识形象在逐步提升,人物的政治色彩处于弱化状态,女性的职业形象随时代变迁发生了较大变迁。就外在形象而言,不同年代的女性人物在地域身份和评价形象上均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     

供女性观看的女性形象——近代中国画报中的女性主体建构初探

近代中国画报中刊登了大量女性形象。其中有很多内容专门针对女性读者,因而很难从"供男性注视"的角度来分析。作者将这些女性形象分为叙述性图像和展示性图像两类,进一步应用阿尔都塞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对展示性图像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国家意识形态以自然化的方式寓于画报女性形象之中,在实现大写主体(以"新女性"形象为代表)对小写主体(即画报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召唤过程中,实现教化国民的功能。     

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莫言早期小说刻画了追求唯美爱情的女性形象,给读者带来唯美、温馨的感觉。中期小说塑造的以戴凤莲为代表的野性十足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新时期女性追求全面解放的赞赏。后期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女性生理细节描写以及对本能欲望的过分渲染和夸张,使得女性形象变成了男性欲望化对象,构成了对女性的亵渎。这种媚俗化女性形象塑造模式主要是作者迎合市场所致。     

略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本文从两个部分论析沈从文小说中的两类女性形象。第一部分论析以翠翠夭夭为代表的青春少女形象及以萧萧桂枝为代表的受损害侮辱的低层妇女形象。第二部分从赞颂纯真爱欲、讥讽伪善道德和展示女性人生酸楚三个层面探讨上述女性形象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抗争与牺牲的两极——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

曹禺剧作中塑造了两类极端的女性形象:包括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在内的抗争者与愫方、瑞珏、王昭君所代表的牺牲者,反映出作者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命体验及艺术取向。     

女性命运的凄婉悲歌——白先勇小说女性形象简论

白先勇的小说,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而蜚声海内外。其中,关注女性命运,尤其是表现在历史场合中女性心灵深处的痛楚与伤感,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突出倾向。白先勇以他独特的叙事方式,将时代的变幻与动荡在女性的生活起伏中表现出来,唱出了一曲曲凄婉的女性命运的悲歌。     

女性崇拜意识与曹禺童年“性别错位”

曹禺剧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他塑造了一系列大胆泼辣、个性鲜明、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众多怯懦、无力的男性形象。这种女性崇拜意识与其童年生活、演戏经历密切相关。对女性的过分崇拜和长时间扮女角形成的自身“性别错位”使他的爱情、婚姻充满曲折。对众多怯懦、无力男性形象情感上的亲和与理智上的否定,则表达了他对“性别错位”产生的脆弱性格的恐惧。     

解读莫里森《爱》中的女性形象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非洲裔女作家,她创作的《爱》是一部充满爱恨交织的复杂小说。首先分析了《爱》当中女性形象对于两极分化的突破,然后对L的形象所代表着一种真正的爱、L的形象代表着一种仁慈与关怀,以及L的形象代表着一种爱的救赎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中L这个女性的形象,最后剖析了《爱》当中的天使即梅的悲惨形象,重点分析其悲惨女性形象的层次性,以及这个悲剧女性形象背后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这些女性形象,从而对莫里森笔下女性形象的深邃性、多层次性有着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     

论欧洲19世纪小说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

19世纪欧洲的作家们精心塑造了一个个受压抑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世纪欧洲不同阶层妇女的命运。其中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娜司泰雅,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欧也妮,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文章对这六位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并揭示出造成其悲剧的根源。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作者贬低女性的倾向和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心理。从文化的视角对《旧约圣经》中的120位女性形象进行认真梳理和立体扫描后发现,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话语的中心:一极是以被刻画成导致大英雄参孙身亡的"淫妇"大利拉为代表,另一极则以被塑造成"贤妇"形象的路得为代表。贤妇形象的塑造或许可以缓解父权制《旧约圣经》中女性的不幸与悲哀。     

《李双双小传》和《玉米》中女性命运的比较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毕飞宇的《玉米》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当中。两者均以女性人生为主要言说对象。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表现了两位作家对现实的某种关注。前者反映了大跃进时期在“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农村劳动妇女的新貌,后者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对中国女性命运进行历史的反思。尽管他们都站在男性性别立场,但在不同审美观、女性观的规约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双面阿尼玛:中国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矛盾性

以伟大母性为代表的阿尼玛原型和以妖艳狐狸精为代表的阿尼玛原型都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意象,她们一个伟大神圣,一个妩媚诱惑,是男性无意识当中的阿尼玛幻化出的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在中国众多小说中,这两种原型普遍存在,代表了男性无意识当中对女性既端庄又妩媚的双重品质要求。     

19世纪英国女性的代言人

通过论述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变迁 ,重点介绍了简·奥斯丁 (JaneAusten)和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两位杰出的女性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长期以来 ,女性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下。以 1 9世纪的简·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开始以全新的视角 ,从纯粹女性的角度来探讨女性问题。在她们的作品里 ,女性虽然仍摆脱不了男性社会对她们的影响 ,但已不再是一味地顺从。以作者和其作品中女主人公为代表的女性 ,为使自己能在男性社会争得一席之地 ,开始了强烈的反思 ,并不断地为争取女性的权利摇旗呐喊。     

《1984》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审视《1984》，其女性角色之形象特征从两个方面被构建：首先，在小说中被以老大哥为代表的现代极权主义构建；其次，男性叙事者本着男性中心思想预设了这些女性的形象特征。《1984》中的女性形象处于一种被双重塑造的处境。     

新时期女性诗歌:嬗变与反思

女性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根据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以及话语主体形象的变化,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三度的增变：即以舒停、傅天琳为代表的“前女性诗阶段”,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为代表的“女性诗阶段”,以及邵薇、王小妮等女性诗人们为代表的“后女性诗阶段”。从舒伸到耶薇,这种植变完成了从“女神”到“女人”的话语主体形象的变异,以及文化背景与精神个性上的“超越”、语言运用上“轻化”与“淡化”的探索等等。反思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历程,聚焦“诗”与“女性诗”之定义的再现,相信新世纪的中国女性诗歌定将在广度与深度方面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