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悖论:觉醒与困惑——成长小说视角下的苏比与阿Q

成长小说亦称启蒙小说,它将成长隐喻为从＂天真＂走向＂经验＂这一孤独而艰巨的历程。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分析,主人公苏比（《警察与赞美诗》）和阿Q（《阿Q正传》）都经历了从天真、顿悟到幻灭这样一个觉醒与困惑的成长历程,而觉醒与困惑是文化上的一种悖论。这一悖论从小说的社会背景、民族心理和文化层面得到了相应的文化解读。     

从体验哲学的角度看东西方文化的特性——以“月亮”隐喻为例

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是个亘古不变的话题。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的隐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东西方文化及影响的新思路。东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对＂月亮＂这一客观存在的理解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将从体验哲学的角度,就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月亮＂隐喻与中国古代名著《红楼梦》中的＂月亮＂隐喻作出比较与分析,尝试性地探讨＂月亮＂隐喻在两种语言中的认知模式和优势分布格局,剖析其体验哲学的根基和各自文化特异性的渊源。     

中文“花”和英文“flower”相关隐喻的语义范畴转移对比分析

随着Lakoff ＆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的出版,人们逐渐认识到隐喻不再纯粹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更多的是一种思维和认知的方式。语言学的专家学者对隐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全面,许多未被讨论或分析的语言也被日益发掘出来。笔者在前人对中文＂花＂相关隐喻的研究基础上,深入一步尝试对比其与英文＂flower＂相关的隐喻,分析了两种语言中相关隐喻的语义范畴转移特征。     

《红楼梦》中“上”的翻译及汉英空间隐喻对比

不同民族空间隐喻之间必然存在着人类体验的共性,同时也必然有由于不同民族文化而导致的差异。文章以《红楼梦》及其英译本（Hawkes）为语料,分析＂上＂的空间隐喻认知,探索汉英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差异。     

英汉语言关于“生命”的概念隐喻之比较分析

事件结构隐喻是莱考夫（Lakoff）所提出的最基本的概念隐喻之一。论文从事件结构隐喻的角度分析了英汉语言中关于“生命”的概念隐喻,并将其细化为三类,即:位置版本、物体版本以及二者的结合。文章选取了关于“生命”的概念隐喻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红楼梦》中的语言体现,比较分析了这些概念隐喻对英汉语言中关于“生命”的常规隐喻性语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事件结构隐喻的角度对英汉常规语言中关于“生命”的概念隐喻的分类解释是切实可行的。此外,运用类似的分类对创新隐喻进行阐释也是值得期待的。      

从语境角度解析“上/下”空间隐喻的认知思维

文章以2000年阮智富、郭忠新主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为语料库,通过对汉语＂上/下＂的空间隐喻归纳分析,指出＂上＂除了趋向于表示地位高的、品质好的,＂下＂除了趋向于表示地位低的、品质低的之外,还存在：（1）＂上＂含有贬义的意思,＂下＂含有褒义的意思;（2）上下还存在共为褒义的现象;（3）上、下还可以为中性词。文章提出光从语义方面解释隐喻是不够的,必须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     

隐喻和中西文化认知异同——以“手”为例

隐喻（metaphor）是日常交谈和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使用隐喻。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     

老革命家的笔名

毛泽东字润之（一作润芝）,早年他撰写文章时,＂泽东＂、＂润之＂常缀作笔名,如《湘江评论》上的多篇文章就以＂泽东＂为笔名。＂二十八画生＂（因繁体＂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是毛泽东最有特色的笔名。1915年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写《征友启事》首先署用,与纵宇一郎（即罗章龙）互酬诗作及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皆署此名。     

《红楼梦》中爱情隐喻的英译探析

文章以《红楼梦》中的爱情隐喻为例,应用概念隐喻理论,通过两种译文对比、例证分析与理论解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汉语中爱情隐喻的翻译,探讨译者的文化、情感心理体验差异对爱情隐喻意象的转换以及翻译的潜在影响。结论认为,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共同制约着＂水＂、＂月＂、＂窗＂等爱情隐喻的翻译策略及翻译结果。     

基于《红楼梦》汉英语料的“心”的思维隐喻研究

以《红楼梦》原著及英文译著为语料,围绕＂心＂的思维隐喻及汉文化特质,进行了汉英语料的分析、对比和求证。结果表明,汉语中习惯将人脑思维的各种概念图式映射到＂心＂上;＂心＂的思维隐喻包括＂心＂为思官和＂心＂为知官;＂心＂的思维隐喻在英语译文中无一例使用对应词heart。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思维之＂心＂是汉文化的哲学体验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英语文化里,＂心＂并非思官与知官。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为了弄清党成立的历史,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有关专家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而是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场”之比较——《官场现形记》、《国画》中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之对比分析

以往的官场小说研究,就其命名而言,重＂小说＂（叙事）,重＂官＂（权力、人性等）,但是不重视＂场＂（关系网络）。因此,将《官场现形记》和《国画》这两部官场小说代表作中的主要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进行对比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从中亦可审视小说的审美、文化与政治意义。     

《红楼梦》中的隐喻性面称呼语——贬称和爱称及其英译

在《红楼梦》中,隐喻性的面称呼语主要是指含有隐喻形象的贬称和含有隐喻形象的爱称,而且含有隐喻形象的面称呼语前代词和形容词也有一定的语用预设。＂杨译本＂和＂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隐喻性的面称呼语分别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并达到了各自不同的语用效果。     

《喜福会》隐喻意象及其主题建构

通过对《喜福会》隐喻意象的分析,根据隐喻主题建构功能,提出在小说叙述结构中贯穿了由一个中心隐喻和大量衍生的次要隐喻支撑的＂失散＂———＂回归＂主题。这一主题是身处东西文化夹缝中美国华人群体文化处境的一种隐喻,同时也表征了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它代表了美国华裔从与母语母国的疏离和由此引发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散＂,到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逐渐被唤醒和＂回归＂的历程,也象征了普通人的人生轨迹,使本文具有了广义的人文关怀。     

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对话 ———《一朵红红的玫瑰》和《情歌》诗歌语言比较

《一朵红红的玫瑰》和《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简称《情歌》）的诗歌语言体现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对话意味。前者采用确定性描述和确定性指称赞美爱情,歌颂个人情感,崇尚自我,其创作方法冲垮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城堡,它那与爱情命题相吻合的具有真值性的直言不讳的比喻使它成了诗坛上的爱情绝唱;后者采用不确定性描述和不确定性指称构成虚拟的交际语境,其创作摒弃了浪漫主义＂直抒胸怀＂、＂惟我独尊＂的诗学思想,以它那与爱情命题相悖的怪诞的隐喻但又具高度口语化的互动言语开辟了现代诗歌的先河,成为爱情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     

文化诗学观照下狄更斯《双城记》的空间隐喻

《双城记》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隐喻手法,尤其是作者情感与理念的投射物——空间场所,更被抽象为一种欲望化文本。本文通过细读,就小说中的空间及其隐喻义加以阐释,并粗涉其产生原因,即狄更斯重视＂身体＂的同时又否定＂欲望＂的意义。     

《龙须沟》与北京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

将城市的环境治理与一个国家万世太平的隐喻,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民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问题联系起来,老舍的《龙须沟》可以说是开了先例。作为一种城市景观,＂龙须沟＂呈现了＂旧中国＂的残破形象,因此＂龙须沟治理＂与城市改造的文学叙述包含着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意义。此外,《龙须沟》还在＂新北京＂的城市蓝图中呈现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现代性,它既包含着历史记忆的档案功能,又具有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抽象寓言意义。     

诗性隐喻文本的符号学解析与翻译——以《雪夜林边停留》一诗为例

隐喻是诗歌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诗歌主题往往隐含在一个篇章隐喻之中。语言符号具有层级性,诗性隐喻文本中的＂能指代码＂发生在语言符号的第二层级上,是一种二级能指。试以《雪夜林边停留》一诗为例,论述对诗性隐喻文本的翻译,从二级能指的识别入手,并通过对其二级能指符号的移植实现诗歌意象在译语文本中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再现,从而为诗性隐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西游记》陈元之序言应为阎希言大弟子舒本住所撰

《西游记》第一二回已经用隐喻暗示方法,透露出其＂最终定稿人＂是明代万历时的茅山乾元观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该文按《西游记》隐喻暗示思路,再破译陈元之序言以及＂镇元子＂、＂华阳洞天主人＂的真象。在《西游记》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横跨文本中的镇元子艺术形象、序言作者陈元之和《西游记》出版前夕的＂最后定稿人＂舒本住三者之间的一种互相对应、互为化身的＂三位一体;＂如果再加上＂华阳洞天主人＂,可知＂最后定稿人＂舒本住在文本中有三个艺术化身,于是就形成了＂四位一体＂。从这种＂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看,陈元之序言即舒本住所写,是这位＂最后定稿者＂的＂自白＂,主要内容包含了对阎希言领导《西游记》最终定稿的再暗示,对《西游记》定稿文本启蒙主旨和丹学内涵的突出强调等。     

鲁迅式"疾病符码"的解读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列当中,并非只有鲁迅一人把疾病当做重要的文学审美观照,但在运用＂疾病符码＂发掘和呈现中国民族精神状态方面,他却以他独特的风格完成了尝试,并在作品中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疾病隐喻体系。其中,创作自不同时期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和《孤独者》,集中的展现了鲁迅对＂疾病＂的个性描摹,从而完成通过＂疾病符码＂对民族精神疾病的发掘、呈现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