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阿氏土司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

本文在对青海河湟地区乐都、大通、湟中三县四个村同一土司后裔——阿氏族群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志文献及该族群几个分支的族谱,探讨河湟阿氏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为明清以来河湟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     

青海河湟地区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

先秦至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在此地统治力量的强化,一些当地居民被编户齐民,从而拥有了与中原居民同样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在内生的地方秩序中,由当地土司、千百户等统治的土民则具有与中原居民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土民群体的存在既反映出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属性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华夏边缘社会文化属性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在青海建省及县制改革等的影响下,居民身份从土民到国民的转换,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过渡与转型。     

青海地区藏传佛教与社会稳定的历史考察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 ,其中藏族、土族、蒙古族和少部分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考察藏传佛教在青海地区的演变过程 ,搞清藏传佛教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总结历代中央政府处理藏传佛教与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教训 ,对于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宗教工作、维护青海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青海在历史上受西藏吐蕃王朝的重大影响 ,今海西、青南的一部分地区曾经由吐蕃直接控制 ,唐朝安史之乱时吐蕃势力进据海东河湟地区。据史籍记载 ,佛教最早传入吐蕃大约在公元 5世纪拉脱脱聂赞普时期 ,到了公元 7世纪时吐蕃王朝政治恢宏、国力强…     

青海撒拉族土司制度述评

<正> 元、明、清以及近代,如同云贵、湖广、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区域一样,河湟洮岷流域的甘青民族杂居区,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曾经是封建中央王朝经营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局部地区的特殊政治体制的土司制度,既体现了封建王朝当时的民族政策和营边政策,也反映了一些少数民族历史变迁的复杂历程。 然而,土司制最完善的明代,《明史·土司传》却不录甘青,只有赵安、李英、鲁鉴、祁秉忠等功绩卓著的几个土司散见于列传。《清史稿》虽为甘青土司立传,又不免疏漏舛误、零乱失次。     

“大鹏鸟卵生”神话:嘉绒藏族的历史记忆

嘉绒藏族地区普遍流传着"大鹏鸟卵生"嘉绒土司的神话,作者通过对神话的梳理和解读,与嘉绒藏族的历史文献相类证,认为"大鹏鸟卵生"土司的神话,是嘉绒藏族的根基性情感记忆,是嘉绒藏族族群认同的基础.同时根据神话的叙事,来探求嘉绒藏族社会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情景.     

家西番:遗失了藏语的地方亚文化共同体

家西番族群,是生活在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宗喀藏族的一部;自明朝后期开始定居农耕,与汉、回、蒙古、土等族群杂居,历经二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逐渐遗失了藏语而只使用青海汉族方言,至清康熙年间基本上完成社会文化的汉化。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族群竞争、明清两朝对河湟农耕地区实行与草原牧区不同的治理模式是导致宗喀藏族文化转型而成为家西番的政治原因;草原与农耕交错过渡地带农业文明、工商文明相对于草原游牧文明的优势是吸引家西番汉化的经济原因;汉藏文化的兼容性、河湟地区多族群杂居的社会现实格局是出现家西番族群的社会文化原因。1958年青海农牧区宗教民主改革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民族宗教政策,直接颠覆了家西番族群本已动摇的宗教文化信仰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落实民族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西番族群在保持藏族身份的同时,其文化心理却越来越呈现其族性的"汉化"特点。     

简论明末清初河湟地区穆斯林社会基层组织的演变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基层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南方等省区,对西北地区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的基层组织很少涉及,研究相对比较欠缺。本文选取河湟地区,立足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对甘宁青穆斯林社会基层组织的演变作一初步的探讨。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变迁的历程及经验

在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而独特的领导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根据社会组织党建的组织框架和主要载体的差异,可以将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党团（组）为主基层党组织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为主党团（组）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团（组）并重时期。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演变历程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赋予社会组织党建时代性、保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设置形式的灵活性、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自治、促使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运转起来”。     

河湟花儿传唱的多民族性研究

花儿在河湟流传地域发挥着它特有的社会作用,作为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格十分鲜明的民间艺术,既是一种音乐事象,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文章首先介绍了河湟花儿发源地的地理和经济概况,其次论述了河湟花儿多民族性的社会历史成因和河湟花儿艺术表现上的多民族特点,分析研究了河湟花儿传承流变中的民族融合性及河湟花儿在民族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得出花儿这一多民族文化对于中国各民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并且对于研究中国西北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融合性有着重要价值。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中国转型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突破点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有着极大的内在动力,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一方面使得农用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第三方侵占。最近施行的《物权法》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管制但依然难以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民族自治县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战略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化产业是崭新的任务.其基本途径是突出自身特色,通过合作构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掘农业生产潜力,并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施管理制度创新等.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