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法政学堂与近代中国西部的法学高等教育

陕西法政学堂是近代中国西部成立较早,西北成立最早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陕西法政学堂的成立标志着近代陕西法政教育的开端和中国西北地区法学高等教育的起步。陕西法政学堂成立后,尽管多次停办或改并,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陕西法政学堂不仅培养了近代陕西最早的一批地方官吏和法、政人才,而且为西北大学的法律与政治学科奠定了基础,为解放后西北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论清末法政学堂之学制

清末各省仿照《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来建立本省的法政学堂,以满足本省对法政人才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学制进行相应的改变,使法政人才的培养混乱,对当时法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论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创办始末

1906年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于广州的广东法政学堂是清末新政时期广东地区创办最早的新式法政学堂,同时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官办性质的法政学堂之一。学堂成立之际,夏同龢任学堂首任监督,他亲定章程、规范办学,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对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法政教育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后因民国代清,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陈融担任首任校长。     

时务学堂与近代法政教育革新

时务学堂是是近代法政教育变革的先驱。其办学宗旨鲜明,以政学为主义,以开民智为要务。其已有较为系统的法政教育课程设计,每月都有“公法学”研读书目,其中既有《法国律例》《英律全书》等比较法、宪法、民法、刑法、商法、国际法等具体法律门类,更有《万国公法》《佐治刍言》等最新潮的西方法律著作。批判专制法统、倡导民权自由是其教育灵魂所在,师生探讨了民权自由、限制皇权、君臣关系、西方议院等最新法政问题。     

论清末新政对法政学堂骤兴的推动

清末新政与清末民初法政学堂的骤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究其原因,可以发现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学堂的兴起扫清了障碍,而选官制度的变化、晚清修律及司法改革的开展,加剧了社会对法律人才的供求矛盾,从而导致清末法政学堂异军突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先导--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为满足改良政治、立宪修宪的需要,经过政府的推动和社会的响应,清末法学教育开办之初便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作为第一批政府办学,为近代的法学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西北大学与陕西辛亥革命

通过新发现的原始期刊文献论证西北大学前身———晚清西安五学堂参与陕西辛亥革命以及西北大学诞生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为辛亥革命在西北的研究提供新线索。研究表明:西北大学的陕源前身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等五学堂均曾爆发以反清、保卫路矿权益为主的学潮,给行将覆灭的清廷以很大震动,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前奏;西北大学前身各学堂留日学生通过结社、办刊等形式,积极策应陕西反清斗争,还有马步云、张蔚森两位回国留日学生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并为陕西辛亥革命保卫战筹集军费;陕西辛亥起义的总司令部即设在陕西高等学堂内,教师和学生在组织炸弹队、攻克凤翔城、发动地方起义、维持地方治安、支持辛亥革命后军政府的财政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秦陇复汉军政府的8个部16个正副部长中,5个部都由西北大学前身的学生或教师担任部长或副部长,正副部长中有6位出自西北大学前身;战事甫定,甚至西路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张凤翙大都督即亲任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由五学堂合组创设西北大学,并使其成为陕西辛亥革命失败后存留的唯一成果。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考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乃至“商战”不如“学战”,从而使洋务教育偏重学习“西文”和军事技术等“西艺”的思想和做法有了调整,兴办服务于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教育渐成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1896年“俾育人才而济实用”的江南储材学堂应运而生,开两江治下实业教育之先河。在维新运动中该校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嬗变为江南格致学堂,在清末“新政”中于1904年改办成江南实业学堂,又于1905年升格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江苏和安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民国以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两脉延续和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历史与现实:法学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反思

中国自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以来,法学专业经历了一个从热门到过剩的急剧转变,从社会急需专业到“部控专业”,再到“红牌专业”,法学专业在社会上的声望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清末民初也曾出现过法政教育过度发展或畸形发展的情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而民国初年对法政专业进行的调控,可以为当今调整法学教育专业结构提供历史借鉴.法学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一是减少法学教育专科层次的招生数量,并逐步走向取消;二是制定一个法学教育统筹发展的规划.     

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物权法与婚姻法的关系及适用中的衔接问题探讨

物权法和婚姻法作为我国统一的民事法律体系下不同时间颁布实施的两部法律,在财产关系方面既有明确分工,也存在相互重叠和交叉调整的情况,进而在两部法律的具体适用中出现如何衔接好的问题。在理论上厘清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便于在实践中甄别不同情况,或分别适用,或共同适用,既不留漏洞,又不出现冲突,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刍议

宗教与政治都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影响深远的重要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二者是水乳相容,合二为一的。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政教分离成为大多数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过,政教分离并不意味世俗与神圣关系的完全解体,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近代早期威尼斯贵族政治的发展与转型研究

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受到来自民族国家的普遍威胁,陷入衰落危机。但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则是个例外。它在发展和调整其贵族统治结构的基础上,对贵族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贵族阶层行事作风等方面进行改革和规范,成功地使共和国克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对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对内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使共和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它的这套贵族政治的运转体制和原则对近代西欧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兰州大学校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考辨

依据有关档案资料,对兰州大学校史上六个以往记载有误或失载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辨.考证出甘肃法政学堂成立、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立兰州大学、兰州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的确切时间;并就1938年初甘肃学院院长更替的内幕、1948年兰大等机构发起的青海科考、同年6月"学潮"等以往失载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论述.     

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

魏晋之际随着社会由乱世转向相对治世,礼法派开始取代名法派而登上历史舞台.王肃与傅玄分别是礼法思想的创立者和完善者.在官方的选才标准上,亦逐渐由重"才能"向重"德行"转变,这里的"德行"主要是指儒家学说所规定的"道德规范".礼法之士这种重视"德行"的人才思想在具体的人物品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重忠孝仁义礼信之美德;二是重清廉节操之美德;三是礼法派对放达违礼名士的批评与责难.     

清末赴日法政留学教育及其影响

在清末赴日留学浪潮中,法政留学教育尤其突出,从1896年至1911年中国共有数千人赴日学习法政。清末赴日法政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清末乃至民国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和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条件,其负面影响和局限也是明显的。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思考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南。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必须坚持方向性原则、“灌输”的原则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针对当前“两课”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要努力寻求对策,增强实效性,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迈上新的台阶。     

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西方的法哲学领域。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对此问题持有相反观点,讨论最激烈的要数哈特与富勒之论战。通过解读他们的观点,深刻剖析了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以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