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利益重心从"部分人"向"整体人"的转移

社会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标志着中国改革从侧重"部分人"利益转向侧重"整体人"利益,而后者要求同时关注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生产两个环节.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劳动力生产即教育已经成为发展生产的基本领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逻辑上发生在这一领域.一方面,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教育战略正在构成第一生产关系.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本质是执政为民.人民利益是全党的最高利益.在现阶段,贯彻"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要处理和解决好党群、干群矛盾的问题;处理和解决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真正长久地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和解决好不同收入群体的利益关系问题.     

践行"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工会的"四项职能"作用

践行"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工会的"四项职能"作用,一要处理好工会在维护职工利益与党的领导、行政工作和法律法规的关系;二要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三要充分发挥工会的建设职能和教育职能。     

道德"应该"的生态伦理归向——从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关系出发

以隐喻方法为切入点,从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关系着手,对生态伦理确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学理阐释.生态伦理的道德"应该"是对人之自由意志的一种约束和限定,同时,生态伦理"应该"的落实既以人为裁体,又是对人类利益的伦理保护.     

“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是依赖关系与实践关系,"经济人"却将其看作利用与被利用、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关系;囿于此,"经济人"的行为就必然造成生态危机.反思"经济人"行为,走出生态危机的出路是"经济人"与"生态人"的有机统一,即坚持"三个统一"坚持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统一,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化价值目标相统一,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相统一.     

在"两课"教学中始终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在新时期,高校"两课"教学面临新的挑战."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是搞好"两课"教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两课"教学中始终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科学性、理论性与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两课"教学的关系;先进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三个代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提高人的素质,发展科学技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处理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三个代表"对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博大精深,可以从许多视角进行解读.从人学的视角来看,是对邓小平"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体"、"人民利益是评价标准"等重要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研究"三个代表"的人学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下公务员制度的变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既是孙中山思想的体现,也是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追求.但"党国"体制下的公务员制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保证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对人才的需求与公务员制度的"政治中立"原则相悖,造成了意识形态化标准与公务员选拔制度的两难,进而不可避免地使得国民党的"党化"标准渗入公务员制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在承受"党国"体制的巨大压力下不断地扭曲与变形.     

《论语》"其N"结构中"其"的语义推衍

<论语>"其N"结构中的"其"大体上都起指代作用,也有的进一步虚化. "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对象都是可以推定的.首先,"其"起指代作用有一定的作用域.作用域则随"其N"在句中的位置及其与谓词的语义关系发生变化.其次,在确定作用域后,"其"的具体指代遵循五大原则同层原则,整体原则,就近原则,直指原则,同类原则.在作用域与五大原则的制约下,"其N"结构中的每一个"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都具有唯一性.     

"三个代表"思想的伦理意蕴

"三个代表"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本文从三个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人民利益至上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的道德核心.同时,"三个代表"思想也蕴含着在当前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相结合的道德评价标准与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伦理内涵.     

"三个代表":价值选择论与创新方法论

本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结合学习、研究、宣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总结历史、选择论和开创未来、方法论"谈了自己的见解.文章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思维内在地蕴涵着开创未来的总体方法论;既是理论创新的产物,又是继续理论创新的新的起点与新的里程碑;要处理好主导的一元价值观与非主导的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的关系,不能把非主导的多样化混同于多元化;"三个代表"的要求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有区别,更有联系,前者是后者在党建领域进一步提炼、升华与深化,是迄今为止,我们党最具先进性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文章还提出先进文化标准的概念,认为要坚持在实践标准基础上,实现先进生产力标准、先进文化标准与最广大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     

旋转的"认同环":"福街商会"的象征与仪式

"福街商会"是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合法化的组织形态,它酝酿产生的民族志故事表明,社会群体认同是流动不定的.社会人属于某一不确定"认同环"上的一分子,当其所属的"认同环"呈现强势之时,该社会人就以此类"认同环"属性表现出利益诉求,而其他的潜在认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社会群体认同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福街商会"这一官方与民间共建的政治共同体,包容着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福街管委办和福区总商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他们各自的"认同环",时而为"隐性认同环",时而为"显性认同环";时而其间产生矛盾对立,时而其间产生交叉甚至耦合.这种类似"旋转"动态的"社会认同",构成了转型期社会重建过程中的多样性与过渡性等特征,它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提供了合理性.     

"萨达会"事件析论——以"人情-面子"理论模型为分析依据

用黄光国的"人情-面子"理论来看"萨达会".①[1]事件,可认为中法友谊是一种朋友问的"混合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互间应按"人情法则"办事,讲"人情"和"面子",照顾对方面的核心利益.而法方反反复复在中国最关注的西藏问题上撒盐插刀,使中方大失"面子".因此,中方做出了强烈反应是合情合理的.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析"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

针对一些民族地区民族特征淡薄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亚民族地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解决一些学术和现实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探讨其经济发展道路与教育发展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归结起来,"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有以下思路:加强"亚民族教育"研究、强化民族认同感、教育形式多样化、处理好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关系、职业教育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加强"亚民族地区"特殊民族教育立法等.     

论共青团工作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把握与实践

共青团工作必须把握"三个代表"思想对全团的新要求团结广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青年;用先进的文化教育青年;代表和维护最广大青年的利益;团员个人在"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活动中起表率作用.唯此,在改进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三个服务和团的自身组织建设这三大实践着力点上,才能有积极的探索与出色的建树.     

"三农"问题解决方案剖析

剖析几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即: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和税费改革的方法、城镇化的方法、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法,得出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人"塑造问题

极左僵化思潮下"道德人"塑造的沉痛教训是漠视人的利益与能动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必然呼唤包括人的素质、人格、才能在内的"能力人"塑造."能力人"塑造以尊重、关心、爱护人与关注人的利益为原则;"能力人"塑造的三大新观念"无能也是不道德"、"无德便是恶"、"无功便是过",本身就具有厚重的道德内涵.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转型造成经济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变化,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拓展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