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到包容公众：参与式政府算法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算法技术日益广泛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依算法而治理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然而，在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双重逻辑驱动下的政府算法治理日益体现出封闭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特征，损失了政府算法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公众是否应当参与政府算法治理当中，公众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有效参与等议题展开的理论分析表明：算法技术引入公共领域应进行技术的公共性重构，而公众参与是平衡其价值理性缺失的有效途径，其重塑的路径是通过创设算法公开、公众调查、听证、治理专家参与、共同生产等公众算法参与工具，并有机嵌入算法制度设计、议程决策、算料供给、算法训练、算法应用的全过程，构建公众算法影响机制。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构建管理学云计算模式初探

信息社会背景下,可实现多途径、多工具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治理能力,学界在数据治理理论研究和"政务云""生态云""云长制"等方面均进行了探索创新,这种探索也奠定了管理学云计算模式的现实必要性。多元治理理论倡导下,专业技术团队和个人利用专业化的信息技术参与政府部门外包业务和服务的实践、互联网打造虚拟空间为创新技术参与政府治理实践搭台的探索,从"硬设施"到位、"强智慧"配套、"软环境"成熟三个角度为管理学云计算模式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建立在环境契合、技术成熟和治理能力尚需提升的背景下,管理学云计算一方面找寻与其逻辑自洽的现实实践模式、另一方面在思维、方法和路径方面赋予政府治理和组织管理以创新启示。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开启新纪元。社会治理数字化以数据平台为关键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重要驱动力、以数字政府为领导核心,帮助解决我国城市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当前,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面临多元主体自觉性不足,协同不充分、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发挥作用一般、人才培养机制滞后,数字人才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难度较大等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路径。     

数字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图景、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治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储存、管理、交流和分析，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深化拓展，人类加速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项。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成为驱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强大内生性动力。面向未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数字化引领智能化、以数字技术赋权公民参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既是守正创新和开创政府治理现代化变革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数字文明时代取得全球数字治理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举。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数据规训视域下城市治理的潜在风险及其重构

数据技术在城市空间的多维运用已成必然态势.在治理实践中,作为新兴治理工具的数据技术既增添了城市治理的活力,亦使城市治理面临主体边缘化、客体风险化、介体数字化与环体复杂化等诸多潜在挑战.为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基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的立场,坚持城市空间主体性复归的原则,构建科学高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深化数据治理的理性运用及规范技术治理的伦理旨向,以科学运用数据技术为实现城市善治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改革图景、赋能机制与提速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政府是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演进的政府新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方面逐渐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球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三源汇合,共同构成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政府建设日益提速的核心动力。围绕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源自中央层面的制度创新、专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政府层面的治理创新相融合,共同形塑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路径。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集约建设政务服务平台,以新科技革命驱动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提速的显著表征,亦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政策工具视角下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研究——基于省级政策文本(2019-2021)的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承载着建设数字中国、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价值。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我国省级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文件。借助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通过分析框架构建、政策文本编码、使用频次统计等步骤,从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和数字政府治理框架两个维度对2019—2021年间共16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治理要素分布不均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交叉匹配欠佳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工具结构、平衡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要素分布以及调适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有机匹配,成为推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郭雳:《数字化时代个人金融数据治理的“精巧”进路》指出针对个人金融数据的良法善治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个人金融数据治理中出现的数据泄露与管理失范的现象,可能引发直接经济损失及国家安全风险。现有治理体系存在治理框架体系性与协调性缺乏、治理标准不周延、治理路径滞碍颇多、治理对象与结构之间张力显著等问题。“精巧规制”理论主张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的多元组合,并在治理体系的诸多方面与个人金融数据治理相适配。朝向“精巧”的个人金融数据治理转型应以政府法令完善数据治理框架,厘清数据治理的底线红线,加强数据全链条保护下的事中阶段治理,倡导政府、第三方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引导和规范治理对象的自我规制。     

文化治理的基础与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与文化批判理论,隐含着一个文化研究领域的"法兰克福命题",即媒介对文化单向控制,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但是,在媒介技术不断变革的现实图景中,文化传递与信息方式的变化动摇了媒介控制的基础,使文化治理成为可能。文化治理的任务在于构建资本逻辑、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共识机制,克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向共生,以合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为一体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机制回应"法兰克福命题"。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基于“结构—过程—价值”的分析框架

大数据驱动被视为应对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失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分析当前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存在结构模糊、过程脱节和价值失衡三种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结构—过程—价值"三维分析框架。从结构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以大数据共建共享和风险联防联控为核心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企业参与"的网络型治理体系;从过程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以双重生命周期为理论逻辑的"情景—数据—决策—行动"一体化过程;从价值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由"情景价值-治理价值-发展价值"构成的多层价值涌现的活动。最后,从技术治理视角提出了几点反思,以促进学界和实务界共同思考与行动。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变革逻辑与路径演进——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为例

作为现代科层制政府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型政府管理形态，数字政府是新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高质量产物。在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文明时代，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数字政府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角色转变。在以市民诉求治理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中，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突破了党政体制下基层治理条块分割的制度藩篱，构建起了精准高效的数字治理平台与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从以行政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和演进。以数字化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技术赋能引领治理制度体系变革，防范和避免数字化转型陷阱，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应时之举，更是打造组织更协同、管理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的现代政府的必由路径。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随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地方政府重点治理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地集成和整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资源,为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地方政府应依靠大数据技术提升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管理能力与服务能力,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有效执行、精准管理与个性化服务;实现从经验判断、主观治理向依靠大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理性治理的转变。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新时代推进我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面向（笔谈）

以现代化为价值引领,努力办好优质均衡富有特色的新时代乡村教育已成为全面助推乡村教育现代化,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使命。步入“后扶贫时代”,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应以乡土性、全面性与共融性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秉持守望乡土文化、构筑生命共同体、形塑治理生态圈的实践逻辑。努力打造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发展快的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乡村教育现代化愿景的实现,应统筹规划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布局,以培育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传承乡土文化等方式来实现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解决乡村学校在发展中陷入的“割裂、疏离和悬浮”困境。树立本土化培养的治理目标,增强实用性培养的治理内容和深化协同性培养的治理方式有利于实现乡村教师队伍治理现代化。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困局与策略

从治理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与治理环境密切关联。人工智能时代泛起的政府网络舆情危机思潮,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公众群体中传导的效能和生态安全,也催生了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新范式。首先,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空间逻辑层面阐释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与政府舆情治理的共鸣;其次,以问题为导向论证传统政府舆情治理进程中存在着智能化技术观念"失准"、高效化制度建设"失衡"、约束化监管机制"失势"与系统化服务模式"失声"的病灶;最后,在解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革新智能化的舆情治理理念、创设灵敏化的舆情治理制度体系、共建网络化的舆情治理监管体系、构筑共治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新范式。     

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内容。立足国家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乡村治理的有限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底层维护、技术赋能、服务共享和伦理保障的运作逻辑,推动乡村治理达到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现代化样态。但由于数字技术运用边界的模糊,难以平衡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技术安排与制度安排的困境、权力意志与民本意志的冲突,致使数字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价值,未来需要契合乡村空间场域、合理划分技术类型、重塑组织制度结构以及回应村民切实需求,从而更好地保障数字乡村的治理适应性、匹配度、有效性以及价值性,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治理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