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2013—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样本缩尾处理、替换测算方法、考虑政策外生冲击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一线城市>二线及以下”的差异分布格局。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打造数字集群为主线、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以前沿技术突破为重点,希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研究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出各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我们使用我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非线性影响;从动态角度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趋同化明显;绿色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并呈现“U型”影响,对东部和中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保护,同时抑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东部和中部地区积极发展创新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使附着于土地上的生产活动实现增产和减污双重改善,从而显著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采用2006—2020年我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累积性与短期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来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同时提升本地和周围地区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推广效应,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强、大规模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而中小规模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和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因地施策,有效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与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根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文章从产业基础、创新能力、数字化能力、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绿色发展、质量竞争力、社会贡献8个方面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并利用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方法对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以划分为起步、较快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从发展指数来讲,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但从增长率来讲,中部和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得益于数字化能力的不断提升。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是否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来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准实验证据

应用2011—2019年中国126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市级层面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能够提升所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和质,但降低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经过共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分析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成长型、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和东部、东北、中部地区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效应更大,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型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相对较小。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创新支持和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但产业融合集聚的助推能力尚未形成。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充分完善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目标相一致的作用机制才会使政策更加有效。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分布与演进逻辑

1995年以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量快速增长,但是支出力度不够,地区差距比较大。人均支出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口大省低于平均水平;公共服务支出增量分配上,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区域看,区域间差距是主要原因,主要由东部和东北地区造成,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建议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制定《转移支付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增强中央政府责任,建立公共服务国家标准;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多元化供给的格局。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否加速绿色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区域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执行力度,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提供硬约束,保障了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利益,有助于推动示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278个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来测度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副省级城市更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激发创新活力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更有利于促进示范城市建设水平的提档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激发地方制度创新相结合,将知识产权治理的先进经验向全国推广,形成高质量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结合区域发展禀赋,注重相关政策向西部地区知识产权薄弱城市倾斜;既要重视规制性政策的驱动作用,同时又注重激励性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的激发效应。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5G技术试点建设助力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

5G技术试点建设成为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2005-2021年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中的292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点DID模型评估5G技术试点建设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5G技术试点建设能显著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技术创新是5G技术试点建设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5G技术试点建设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5G技术试点建设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相对更大;5G技术试点建设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因此,应制定财税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通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制造强国进程中我国制造业优势生产能力的空间布局

中国主要制造产品产能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和部分内陆省份。中国制造500强企业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在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分布与企业数量的分布一样,很不均衡,东部、中部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较小。中国先进制造百强园区也是更多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百强园区较少,拥有的先进制造生产能力较弱。未来,中国制造业要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制造现代化,推进东西部制造产能协调发展;壮大制造行业领军企业,打造行业国际顶级品牌;加大力度培育中西部地区“小巨人”企业,形成“小巨人”企业集群。     

知识资本国际转移对中国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国内研发知识资本、科研人力资本以及通过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海归人才回流、国外技术引进等相关渠道转移的国际知识资本存量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分环渤海、长三角、东北地区等七大区域的国内外知识资本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国内研发知识资本对各区域(除西北地区外)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最大;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知识资本转移对环渤海、长三角、东北三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系数为正,而在中部、西南、西北的系数为负;FDI渠道的国际知识资本转移对环渤海、长三角、东南、中部及西南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积极作用,而对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作用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测度了2011-2020年农业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及其细分维度正向影响农业TFP;且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农业TFP提升中起中介作用;与农业技术效率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农业TFP提升”的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带动效应及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在大规模种植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对小规模种植地区及东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则较弱。     

太原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探讨

我国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的发展趋势中，中部地区如何凸显其独特的作用尤为紧迫。太原市应抓住东部地区崛起的机遇，把太原建成新型能源生产基地和旅游强市。同时，也要结合周边环境准确定位，发展个性城市，提升太原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关于中部崛起与“大武汉”物流中心建设的思考

在东部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分别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被提上议事日程。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中心和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型城市,建立“大武汉”物流中心势在必行。     

数字内容产业及其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数字内容产业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中国西部地区的数字内容产业整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某些方面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战略包括: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切实加大对西部地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完善城市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加强农牧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内容产业的潜在市场;推进媒体机构改革,加快数字产品服务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依托西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数字内容产业;加强数据库系统建设,加快软件产业的发展;鼓励、引导、扶持西部动漫产业和数字游戏产业;引进、培养数字内容产业专门人才;积极探索、实践数字版权保护.     

我国四大农村区域劳动力素质的比较研究

收入差距与教育不平等密切相关.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农村区域文化教育设施拥有程度,劳动力资源、农业从业人员和外出务工者的文化程度,农村外出从业者从事的产业构成和流向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后发现: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最长,为8.24年;西部最短,为7.22年;东北比中部仅多0.11年.由此使得农村从业者从事的产业和从业流向有区别,继而获得的劳动收入差别较大.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缩小我国四大农村区域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快推进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进程,就要对农村教育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对西部农村教育的投资.通过加大投资和适当的倾斜政策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