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探究——以“新浪微博”规则考察为基础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根据对“新浪微博”自治规则的考察,网络平台基于网络秩序维护与管理的动力,积极发挥其技术能力建立社区自治规则.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对当前网络立法和政府监管有着补充作用,为平台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规则基础,对充分彰显网络民主价值具有积极意义.但网络社区自治规则也蕴含其隐忧,建立以网络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提高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构建的科学性,预防网络平台滥用权力带来的风险,是构建未来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值得努力的方向.     

论警察公务用枪的法律规制

警察担负着使用武器预防、制止、惩治违法犯罪的神圣职责。为了规范警察公务用枪行为,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公务用枪及行为进行了规制,包括法律法规和刑法规制。一方面,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警察公务用枪行为从主体资格、使用情形等方面作了授权性规定;另一方面,警察公务用枪的法律规制中的相关规定又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之适应警察公务用枪的具体实践。     

第三部门组织公务与司法监督途径的探明

第三部门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经济组织以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所有社会组织,包括公益型、互惠型与综合型三类.第三部门组织根据公共责任通过行政活动承担组织公务,提供公共物品,其行为形成公法关系、私法关系,基础关系、经营关系的结合.在所运用的权能的构成来源上同时包含了自治固有成分与法律法规授权部分.其行为的性质与司法治理的需要决定了这类组织的争议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根据该组织的自制规则以及公务的公共性、重要性程度,结合模糊推定规则,可以辨明这一过程.     

超级网络平台限制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从“3Q大战”“3百大战”到天猫京东“二选一”事件,超级网络平台实施限制交易行为的现象越演越烈,也成为当前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难题。我国反垄断法律法规在对网络空间的相关市场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上存在适用困境,超级网络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无法被认定且无法有效规制的现象长期存在。为规范超级网络平台的经营行为,应当调整《反垄断法》关于相关市场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规则,将反垄断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采取国家诉讼和私人诉讼并行的双重诉讼机制,减轻原告举证责任负担,同时将《反垄断法》与《电子商务法》衔接适用。     

村规民约的内涵、性质与效力研究

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在乡村主体的内因驱动，村民自治是此种内因驱动的根本载体，其外观集中于村规民约的生成与践行。但就村规民约的行政监管与司法适用，在实务中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处于混沌状态。究其原因，或许与对村规民约的内涵、性质与效力认知现状有关。经实证考量和规范分析可以认为，村规民约系村或者村民小组依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就村民组织内部事务制定的各种自治规范的总称。若涉及事项属于国家授权村民自治范围的，村规民约本质上是法，具有法的属性；反之属于契约，没有法的属性。村规民约有效性的实质依据是基于同意的社会权力，形式依据是合法程序。由此，对村规民约的政府行政监管和法院司法适用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村规民约，遵循其效力根源，采取不同的处理步骤和规则。     

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的困境观照与治理路径

互联网金融平台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核心参与者及建设者,对互联网金融运营享有治理权力是合理自洽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权力来源于平台自身的设权、行业自治组织的赋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授权,因而平台权力性质也呈现"公私混合"的特征.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处于失控的状态:微观层面对平台与用户的基础法律关系形成破坏,中观层面对用户(金融消费者)群体法益造成损伤,宏观层面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冲击.对此,应当围绕公平、安全、效率价值相协调的内源性方法,行政监管权、行业自治权与平台规制权均衡的外源性方法以及完善的保障措施三方面展开,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多源治理路径.     

平台价格补贴行为的法律规制

平台对商户及消费者实施的持续性、规模性价格补贴在繁荣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与平台价格补贴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及公共政策涉及价格法、竞争法和平台经济监管等多个领域，但既有的规则对平台在价格违法行为中的法律地位缺乏明确认定，在具体内容上或难以直接适用，或以行为人为直接经营者且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设置的豁免情形亦过于宽泛。应树立明确的规制理念和立场，以价格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市场监管机构为不同类型补贴行为的规制主体，强化规制依据的针对性。应明确平台可以构成低价倾销或掠夺性定价的主体，对平台价格补贴引发的价格违法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垄断行为予以类型化的法律规制，并在平台经济监管领域的法律规范中完善法律规制的基础设施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教育行政执法概念辨析

教育行政执法的内涵包括教育行政执法主体、教育行政执法对象、教育行政执法依据、教育行政执法职权和程序、教育行政执法效力等五个构成要素,由此可将教育行政执法的概念界定为: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行政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针对特定对象适用教育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并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     

论授权明确性原则:要素与标准——基于违宪审查维度的思考

人民主权、权力分工和制约、基本人权保障等宪法原则决定了代议机关所制定的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之授权法必须符合"授权明确性原则"。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授权法应明确规定哪些授权要素并无一定之规。至于授权立法的程序,也不是授权法必须明确规定的要素。在违宪审查视域内,"授权明确性原则"并不要求授权法须明文指示授权的目的、范围、内容等授权要素。而授权明确性审查标准的确定应遵循两项基本规则,即不同主体的立场、授权立法所采取的规制手段的轻重与所要规制的权利类型决定了"明确性"审查标准的宽严程度。     

论满族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满族文化主要规范的是满族社会组织成员中的行为并具有一定约束作用,主要表现为整合、标识和协调功能.根据特定的条件,以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合乎于整个社会发展标准模式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运行.     

中国政府采购的特殊性及其影响--从经济和法律的视角

西方国家政府采购是随着对市场失灵的政府干预而产生的 ,而我国的政府采购则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过程中产生的 ,因此有其特殊性。政府采购制度的产生要求改革现行的预算制度 ,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统一收支。在法律领域 ,对其意思自治和依法行政的调和 ,呼唤新的规则对之进行规制。     

社交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研究

不同于欧美科技平台以纵向发展为主,我国诸多平台以横向发展和构建平台生态系统为表征,超级平台之间以对外平台封禁和对内自我优待构成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基本样态.当前,我国反垄断法多着眼于平台间彼此封禁的研究,忽略了社交生态系统自我优待对整体市场竞争的抑制.自我优待多体现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网络平台在纵向市场内所实施的具有封锁效果的行为.以投入品封锁、客户封锁为视角,分析了自我优待的不同封锁类型.已形成社交生态系统的超级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导致平台间相互割据,迫使中小企业依附于"大型数字帝国",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扰乱了竞争秩序.针对超级平台自我优待的规制路径,竞争政策与政府管制各有其规制的特点,竞争政策应更侧重于采取预防性措施.政府规制具有举证责任减轻、破坏性小等优势,并为企业行为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的方向.     

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安排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     

行政调查的程序法规制

行政调查是行政执法过程中一项常见的、不可或缺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极易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有必要对行政调查进行法律规制.基于程序在法治中的价值以及我国法律对行政调查程序规定的缺失,应从程序法的角度对行政调查进行规制,将"公正原则"、"参与原则"与"公开原则"作为其运行程序的核心理念,并辅之以相关的程序制度规则.     

略论授权解释

授权解释是法律解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法律规范的正确、有效、适用起着积极作用。但当前我国的授权解释工作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例如，授权机关随意性很大，对授权条件、范围、方式等都不明确；解释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来自授权方面的限制和要求。为此，需要从授权和解释两方面予以完善，建立完整的授权解释规则。授权规则包括：少授权原则，授权层次应有所限制，被授权者应明确，授权范围应具体。授权解释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应由被授权机关解释，内容应合法、具体，符合立法原意，符合法定形式。为保证授权解释的质量，还应加强对授权解释的有效监督。     

论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

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最高自治规范,具有自治性特征.它规定了公司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运作程式.我国<公司法>突出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公司参与者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法规范进行填补和修正,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对公司事务作出自主和合适的安排.本文尝试通过对公司章程自治含义的分析,研究章程自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即基本边界、价值边界和规则边界.     

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解释论证成及其界限

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孕育并脱胎于注意义务。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但其在规范上存在解释的可能性。如《民法典》第1195条蕴含着平台对通知中初步证据的审查义务，第1197条“应当知道”中包含平台对特定内容的审查义务。为明晰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合理界限，我国宜基于解释论立场，从类型化认定思路出发，构建网络平台基于通知的事前审查义务，同时在比例原则下动态提升其事后审查义务的主体范围、审查对象及审查程度。     

法治视野下高校内部规则审视

高校法律地位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部规则具有契约规范性质、授权法性质和自治规范性质等多重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内部规则不得不接受法治的审视：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严谨性和强调管理的效率、忽视程序正当等问题与法治要求相背,因此,必须通过完善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和明晰法律保留的范围等方式,为高校提供立法依据的同时缩小高校自由裁量的空间;通过批准和备案制度,加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和对高校内部规则的监督;通过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方式,确定司法对高校干预的限度。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合同免责条款的法律规制——基于文本与案例的实证研究

嵌入在冗长的平台服务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难以引起用户足够的注意。采取免责条款的方式分散、降低和固化自己的法律责任风险，不仅是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本能驱使，亦是平台治理创新的需要。司法对免责条款效力的审查保持了足够的谦抑性，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平台自治。但司法实践也表明，由于平台角色和功能的变迁，仅仅依靠民事法律规范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应当在坚持公平的基础上兼顾效率。除民商事法律规范外，竞争法可转介为免责条款效力的审查依据，可将消费性免责条款与商业性免责条款以及实体性责任免责条款与程序性责任免责条款进行分类规制，细化提示义务审查标准并借鉴“黑名单”“灰名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