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诉讼程序立法草案评析

小额诉讼程序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有益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现有规定明确了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的关系、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以及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适用等问题。但小额诉讼程序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瑕疵和问题,其运作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可能会背离程序设立的初衷,应该对其进行理性的精致化制度建构。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规范研究——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的设定权比较谈起

《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公布拉开了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的序幕,其中行政强制设定权的规范引发了广泛争议。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三大领域均涉及相应权力的设定问题,相比而言,行政强制权的设定要求最为严格,《行政强制法》（草案）亦提高了设定层级,但是仍然存在程序控制不严、关键用语涵义不明等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制度嬗变与程序完善

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源于法院执行实践,是法院为无可供执行财产或财产无法强制执行案件设置的一种暂时性退出机制,该制度形成之初强调“清理积案”的工具功能而忽视了自身的系统性构建,以2015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为分界点,该制度在经历了碎片化、内部体系化、外部体系化的阶段后,逐渐演化为重要的执行监管手段。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进一步明晰了其适用条件和效力,但该制度仍面临着财产查明倚重职权调查、财产报告“违法过剩”引起制度空转、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可供执行财产认定标准有待明确、异化为“准结案”等现实问题。基于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明确制度设计理念、科学设定法院与执行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分工,提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优化设想,以期提高司法执行的工作质效。     

论我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为视阈

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其深刻的内涵和价值基础。随着新的《民事诉讼法》以及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的颁布,我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制度得以充实和发展,但是在立法和实践中仍然暴露出很多不足：一些规定尚未清楚明确,委托代理范围过于宽泛,律师和公民代理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因此需要对其加以完善,修订司法解释来明确概念,逐步确立律师强制代理制度,规范律师代理制度和公民代理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论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规定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这与通行的国际惯例不符。虽然该制度在中国还比较陌生,但在少数的国际私法立法实践中涉及是否以及如何设置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探讨。涉外民商事审判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实践对直接适用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需求不足是目前阻碍立法的两大原因。为了中国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以及设立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长远看有确立之必要。未来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应特别考虑其适用的领域范围以及与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关系,并对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作适当权衡。     

《民法总则（草案）》成年监护制度的问题与不足

2016年6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步审议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第2章第2节以第25条至第36条规定了监护，其中既包括未成年人监护，也包括成年监护。《草案》的规定，参考了各国监护制度的最新发展，因应了修订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引入的成年意定监护制度，有较大创新。但此部分规定，仍有值得推敲与完善之处。     

四川省专利立法中有关职务发明奖酬规定的现状与完善

职务发明制度是我国专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广泛的规定于各项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之中。我国专利立法中有关职务发明的条款,主要规定在我国《专利法》第十六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章中。四川省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依据国家有关立法并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订了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该条例对职务发明利益分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全面体现《专利法》与《专利法实施细则》立法精神与原则的同时,补充并具体化了国家立法中有关职务发明奖酬的规定,为进一步激励发明人发明创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已公布的《修订草案》中,有关规定仍然仅停留在原则性规定的层面。地方性专利立法中职务发明制度的完善,需要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将原则性规定所体现的理念加以落实。     

《律师建议稿》若干问题评析

《民事诉讼法》是与律师业务密切相关的一部法律。在此次修订《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针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国律师协会提出了《律师建议稿》,从律师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修改建议,有助于立法机关全面把握民事诉讼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律师建议稿》关于随机分案、关于完善回避制度、关于在切实遵循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增设诉前调解的修改建议均有合理性,但关于设立无因回避的建议值得商榷。由立法机关筛选出适合调解解决的纠纷并规定先行调解,是设置诉前调解的更优选择。     

改变中国的专利体制

近期,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呈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该草案计划干2007年底最终定稿,井于2008年送交全国人大审议。一旦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该修订草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的第三个修订案。1992年,针对初步施行专利法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专利法》进行了首次修订。2000年,《专利法》进行了第2次修订,旨在与《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相关法规接轨。     

论抵押权实现的非讼程序构建

《物权法》对抵押权实现做出了不同于《担保法》的规定。该法第195条第2款直接规定了抵押权人在达不成实现方式协议时,可以请求法院拍卖变卖抵押物。但这个创新性的民事实体法条文,究竟该适用我国民诉法中何种程序,目前还处于争议状态。从民诉法理论分析和比较法角度看,抵押权实现应当适用民事非讼程序,而非讼程序的制度构建正是文章的重点。      

民事诉讼保全的类型化分析

2012年8月31日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100条新增行为保全制度,填补了以行为给付为保全对象的制度空白,丰富了保全制度的内涵与外延。但第100条文义不足以涵括行为保全的样态。此外,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根据功能、目的和采取措施的不同,又可以作进一步类型划分,《民事诉讼法》在制度安排上未对保全进行类型化区分,适用中易滋流弊,亟待完善。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通用航空运输业务中消费者侵权赔偿责任——以与公共航空运输的比较为视角

随着中国通用航空事业的不断发展,通用航空民事损害赔偿领域法律规制的缺陷也日益凸显。中国通用航空的法律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组成。与美国以产品侵权责任为中心的通用航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相比,中国通用航空的民事损害赔偿具有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并重的特点：当事人既可基于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主张权利,亦可基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主张权利,而在两者竞合的情形下须择一行使。通过将中国现有规定与《蒙特利尔公约》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通用航空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归责原则有待完善、缺乏有关赔偿限额的规定、强制责任保险适用范围过窄等主要不足。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中国《民用航空法》在对通用航空的规制中促进归责原则由无过错责任向过错推定责任与严格责任过渡,引入责任限额制度并扩大强制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

     

不法性强制拆迁的认定及相关私权救济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正值国务院新征收条例施行一周年之际出台。而强制拆迁是该细则与此条例中的关键性制度。在我国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下,随着《物权法》的颁行强制拆迁问题日益严峻,公权力亦陷于困境。认定不法性强制拆迁的标准只能根据严格的"公共利益"标准,且在现行法下不宜适用"多数决"原则。因强制拆迁而受有损害的被拆迁人,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或合同债权等主张损害赔偿,也可以根据"不法管理"的准无因管理制度获得更为有利的救济。只有对私权救济有力,才能从制度上根本遏制不法性强制拆迁。     

中国民商事审判中合意选择法官制度 之理性分析

2003年,台湾地区创造性地设立了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官制度,该项制度能否在中国大陆地区 实行成为当前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论文主要论述合意选择法官制度的法理基 础,以及在民商事审判中引入该项制度的可行性,最后探讨了该项制度在中国民商事审判中 的具体实施问题。     

民事诉讼法院阐明制度之探析——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化的一个向度

2012年8月31日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在此背景之下,对该原则的具体适用进行深入探讨很有必要。从该原则对法院审判权规制的角度来看,《民事诉讼法》应对阐明制度予以细化和深化,从而达到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之目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审判权和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方式、程序等并没有作出细化和具体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思考

2006年我国企业破产法正式出台,但自然人破产制度问题最终未被该法调整。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和调整的阶段,自然人大量举债的情况已不罕见,而民事司法程序并不能真正解决债务人的困境,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其现实基础。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我国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制定的规则也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可行性基础。     

论国际私法中的强行法--以《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为中心

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适用法》）颁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适用法》第2条第1款“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为涉外民商事特别法的适用提供了准入性依据,而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解决了《适用法》与强行法适用上的冲突。该条规定首次出现在我国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构建我国碳信息披露体系的战略思考

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做好战略谋划和制度建设。我国现有碳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仅强制要求重点排污单位等企业披露碳排放数据，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全球碳信息强制披露和强制鉴证趋势，考虑到碳信息披露体系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我国碳信息强制披露与强制鉴证制度势在必行。构建我国碳信息披露体系，除可以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征求意见稿)》、欧盟《ESRS E1:气候变化》草案及美国气候信息披露规则提案外，还应遵循系统统筹原则与气候变化优先原则，并考虑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特征，制定涵盖碳信息的气候变化信息披露准则。为确保碳信息披露质量，在生成环节，应完善碳排放核算标准，使核算标准更加规范，核算方法更加科学，核算数据更加全面、科学和可靠；在监督环节，应建立科学的碳排放监督体系，强化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内部监督、第三方核查与鉴证及外部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