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产业扶贫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演化博弈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内容。在产业扶贫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扶贫项目决策的关键主体。由于利益的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地方政府担心企业对扶贫资金套利,企业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不够信任。建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模拟双方在不同的初始状态下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分析影响双方策略选择的因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以及推动产业扶贫的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政府支持对区域物流企业合作的影响研究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在政府支持下的不同地区非对称物流企业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对比研究政府支持对合作演化博弈稳定策略的变化,并判断合作策略的演化稳定性,以确定政府支持对非对称物流企业合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支持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一方面可以加强物流企业合作的意愿,促进并加快“坚持合作”策略成为演化稳定策略的演化进程;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在自然状态下的演化稳定策略由“中途背叛”转变为“坚持合作”,即提高物流企业选择“坚持合作”策略的可能性.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乡村振兴中村企“双向借力”模式及其共富效应

在政府鼓励引导资本下乡的背景下,村企如何实现互惠共生是促进乡村振兴与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鲁西南柳村旅游开发十年历程的调研,分析村企互动均衡何以可能。研究发现：(1)受社会交换论启发,建构“双向借力”概念,解释村企互动均衡的理论逻辑;(2)从长时段看,村企双向借力需要相应的维系机制,包括积极有为的村集体中介机制、村企“资源—能动”借力机制、适时转变的互动平台机制,保障双方从零和博弈走向平等沟通、利益聚合;(3)从村集体、村民、企业的收益分配上看,村企围绕“做大增量利益”双向借力,形成双方合意的共富效果。最后,“双向借力”并非涵盖村企互动均衡的所有样态与机制,而是强调社区参与、资源互补、资本有机嵌入等因素对促进村企互惠的共同作用。     

包保责任制的信访演化博弈分析与政策启示

包保责任制在基层信访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效果的充分展现还须要地方政府推行合理的激励措施，通过策略性选择调节基层“包保团队”的行为偏好，以实现地方政府、上访者和基层“包保团队”三者趋向信访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路径。通过构建包保团队异质性偏好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上访者、“包保团队”三者参与的互动策略行为及其可能的复制动态和稳态均衡演进路径，并通过行动策略的仿真模拟研究包保团队偏好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既定的协议成本、上访者贴现成本约束下，地方政府以补贴流向为代表的政策导向直接决定基层“包保团队”行为偏好，从而导致不同的稳态均衡路径，由此得出若干完善信访治理体系的政策启示。     

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数字平台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可为联合体各参与主体间合作搭建桥梁。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和博弈双方有限理性的假设,构建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引入政府激励因素,分析双方主体行为的演化轨迹,利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结果发现：适当的政府激励可以使博弈双方向理想的稳定结果收敛,政府激励额度显著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演化。基于演化结果提出应发挥地方政府引领作用,完善政府激励机制,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完善合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稳步发展。     

政府减贫的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及政策优化

对于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至关重要,政府减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托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主体决策。分别构建政府、企业、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协同系统发展参与主体均衡策略选择,分析政府减贫策略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稳定性,通过收益矩阵分析得出均衡策略和稳定性因素。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策略选择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积极推进策略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合作演化;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减贫策略决策、投入成本对系统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减贫”、农村电商“线上协同”、农村物流“线下协同”是现阶段政府减贫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发展最优模式。     

合作博弈视角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合作博弈视角，在明确了乡村旅游的主要合作博弈方是地方政府和旅游产品供给方后，阐述了博弈方在合作博弈中因约束性协议产生的规划、人才、服务质量和产品供给方面的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在合作博弈框架下提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一是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保障乡村旅游规划的连续性、科学性、执行性，二是制定具有实质性约束力的专业人才培养政策，三是加大服务质量监管投入，四是创新乡村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政策。     

演化博弈视角下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策略研究

加快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被视为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推进简政放权的重要途径。构建一套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长效机制,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岛是“互联网+政府”的必然趋势。本研究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抽象为政府管理部门与信息资源共享主体间的演化博弈过程,构建演化博弈视角下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型,分析影响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损益因素,建立不同选择策略下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借助复制动态方程探讨演化稳定策略。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博弈双方提出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政策建议。     

有限理性视角下区域内地方政府博弈行为的演化与稳定

文章从有限理性视角出发,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外部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区域内同质、异质地方政府的博弈存在各自不同的演化路径和稳定策略;并且实现稳定策略的路径不是经典博弈理论下的简单线性路径,而是复杂的非线性路径,存在关键性的阀值.这意味着,对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博弈行为的调节需要依博弈参与者的不同属性和博弈的演化路径来进行,并且有效地调节思路需在博弈的外部求解.     

乡村振兴基金对村镇冷链PPP项目投融资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

针对村镇农产品冷链仓储设施的投资建设问题,考虑财政支农资金无偿补贴和有偿投资(乡村振兴基金)扶持方式,基于乡村振兴基金股权投资特点,构建了扶持该项目的地方政府群体和具有投资意愿的企业群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随后,刻画了不同持股比例下的系统演化规律,据此探讨持股比例对政企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开展了数值仿真分析。研究表明,持股比例对双方策略演化具有显著影响。若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要求较低,政府会结合财政资金充裕程度以适当持股比例选择乡村振兴基金策略,此时企业的策略稳定于投资;若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期望较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先是在相应的选择策略之间摇摆不定,PPP项目处于停摆状态,随着企业期望愈发高涨,其策略稳定于投资,而地方政府的策略演化为无偿补贴。本文紧密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背景,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村镇冷链PPP项目的投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演化博弈的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行为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基于演化博弈分析,从大气污染防治主体出发,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企业和公众四个层面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分析大气污染防治主体间的策略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博弈只有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即双方都进行环境监管,其余三组演化博弈模型均有两个演化稳定策略,且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促进各主体协同防治大气污染,建议加强技术创新从而降低政府监管成本以及企业治污成本;加大对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引入公众参与.     

基于三方博弈的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绩效优化研究

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作为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方式,是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需求的现实需要,是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政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公众”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对影响三个博弈主体方行为策略选择与演化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每方的博弈主体都受另外两个主体合作概率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为了优化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绩效,必须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提高政府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合作收益,并增加公众的获得感。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中防范企业逆向选择的演化博弈

在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免费分配过程中,企业逆向选择会导致政府配额分配过量进而影响减排效果和环境治理,针对这一问题,以“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为建模基础,构建政府和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博弈双方和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仿真模拟分析相关参数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政府对谎报企业的罚金小于其监管成本时,博弈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谎报碳排放量且政府不监管。为避免出现这种企业逆向选择却不受监管的不利局面,政府应积极运用各种手段降低监管成本,加大对谎报企业的惩处力度,同时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从而实现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合理分配。     

“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

在旅游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旅游者等主体的交互活动越来越具有民间外交属性。旅游业民间外交功能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辨析旅游民间外交内涵、主体的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城市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构建合作框架;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搭建外交平台;旅游企业作为外交载体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出境游客担当文明旅游“外交大使”。据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发展路径：城市地方政府营造旅游民间外交环境;旅游行业组织和机构促进市场开发,提升中国旅游业公信力;旅游企业外拓合作共赢,共筑国际旅游联通网络;出境游客化身外交“形象大使”,塑造文明形象。     

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

为考察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项目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效能,乡村各行动主体的适应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但作为透视乡村文化场域变化的切入点,乡村文化精英的反应行动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本研究以贵州屯堡周官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自上而下的旅游发展话语渗入到乡村社会,改变了传统乡村文化场域,乡村文化精英在积极迎合政府话语与发展项目的同时,透过制度的嵌入和关系嵌入等策略实现了自身的资本再生产,同时,乡村内部也形成多重的冲突与矛盾,其中文化代言人之间的争夺最为激烈。这背后的原因是在现代化冲击下,某些传统文化作为曾有的权威资本面临发展的瓶颈,导致基层文化精英对政府资源的过度期待与依赖,官方逻辑主导了乡村文化场域的运作。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