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人的发现--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学思想

颂扬人的高贵,反对神学对人的蔑视;提倡人的现实幸福,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推崇理性与科学,反对盲目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主张人的自由和平等,反对封建等级桎梏,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简评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费尔巴哈是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 ,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是在批判宗教、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分析自然宗教和基督教 ,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同时他认为宗教和封建专制是当时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 ,而封建神学又是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本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三个方面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作简要评述。     

科学与宗教关系探析的三重维度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直都是西方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这种关注,即使在科学被宗教神权所压制的中世纪时期都没有停止过,就是在这样的关注之下,在中世纪末期,在神权的母体中,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在此之后,科学逐渐摆脱了仆人般的从属地位,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和宗教出现了新的进展,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也变得愈发复杂,从而产生了很多认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独特看法,包括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存在主义、过程哲学;新正统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美国学者伊安·巴伯教授,以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家的三重身份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将它们归入三个部分:"宗教与科学的对照","宗教与科学的相似"和"宗教取自科学的思想"。本文将以伊安·巴伯的文本为基础,基于新正统神学、存在主义和过程哲学三重维度分析探讨各流派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探究,希望通过对它们的思想的解读与阐述,有助于我们对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为哲学的宗教和作为宗教的哲学——论哲学、宗教和神学之间的关系

哲学、宗教和神学之间具有多样性,它们之间具有互惠关系。三者的区别体现在:哲学指研究万有或整个实在的第一原则或第一因;宗教在源初意义上涉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定的神学在基督教中发展起来,用以解释旧约和新约中神圣启示的内涵。从比较哲学和宗教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有:宗教直接献身于神,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宗教以将自身献身于神圣权威的信仰为基础,哲学在其自身的知识领域之中则是自主的,以人类理性为其唯一权威;宗教态度热望获得拯救、修和以及与神圆融,哲学志在获得有关实在的原因的知识。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实在主义精神。从比较宗教和神学来看,宗教和基督教神学在信仰神上是一致的,但神学以科学方式研习神圣启示的内涵。从比较哲学和神学来看,哲学没有信仰,神学具有信仰,其共同点是实在主义。今天人们尝试着将神学和生存主义哲学联合起来,其中序言部分是哲学,结论性部分是神学。     

宗教神学的断裂,世俗哲学的突破——"轴心时期"中国文化转折探源

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期＂,希腊、印度、以色列、中国的文化都开始出现转型,印度选择更为完备的宗教神学,希腊选择了纯粹的哲学,中国则抛弃了宗教神学,选择了世俗哲学。这一文化转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复杂的影响。文章从哲学发生的母体——宗教着手,通过分析中国宗教与血缘、宗法、政治的关系的变迁,分析了＂轴心时期＂中国世俗哲学产生的渊源和过程。     

不朽观念与仙话的兴起:论先秦仙话的发生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新一轮制礼作乐同时发生,代表新礼制的文献在此时期涌现,登天仙话即属其一。登天仙话是适应“乱世之礼”的产物,是诸侯寄托求霸理想的文献表达。游仙仙话则是在大夫与士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选择做隐者的臣子放弃辅助诸侯登天而怀志远游以建立新礼制的产物。登天仙话与游仙仙话共同组成先秦仙话,共同展示了新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不朽观念反映了不同礼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改变不仅推动了先秦仙话的发生,也成为先秦仙话转变的关键。两种仙话均以长生不朽为主要话语内容,但游仙仙话否定登天仙话所推崇的立功不朽,崇尚无为而治。两类仙话从宗教秩序入手来干预政治秩序,同时是当前政治秩序在宗教秩序上的反映,它们共同阐述了先秦仙话发生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又共同影响着秦汉及其之后的仙话生成。通过仙话文献的生成研究,可管窥先秦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对其他先秦文献的生成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论秦汉女织

本文从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及统治者奖励耕织的国策入手，分析了秦汉时期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及女性在纺织业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并尝试从多种途径大致推算了秦汉女织的产量、产值、及其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以期论证秦汉女性以她们辛勤的劳动无愧地走入秦汉时期的辉煌，为秦汉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精神及其走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历来也被称为思想启蒙运动,因为它与欧洲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渊源关系,虽然两者的历史内容不尽相同,但所表现出的反封建文化的激进批判精神与崇尚理性的精神则是一致的。欧洲启蒙运动思想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的。宗教神学维护封建贵族专制与僧侣特权,并对人民实行精神蒙昧,因而启蒙主义思想家们视之为文化思想的毒瘤,并对之进行激烈的解剖与批判。这种批判是对中世纪文化传统之整体性的批判,诚如恩格斯所说是“非常革命的”：“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格的东…     

先秦两汉宫廷傩礼世俗化演变探析

傩,是一种产生于史前的,具有宗教性与艺术性的古老、奇异而又神秘的社会文化现象.“傩”起源于原始的狩猎活动,而后逐渐演变为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周时,傩成为国家礼制,周傩也就成为古傩的样板.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傩礼在秦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始逐渐向世俗化方向演变.这种变化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而渐成主流,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产生.从傩礼到傩戏的演变,也验证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同宗教祭祀仪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冀域法制文化建设探源

从法理学视角审视京津冀母体——冀域的法制建设,对于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层次文化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冀域法制肇始于阶级社会初期的夏朝,首创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早期冀域法制形成了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其发展有清晰的历史脉络：战国开启成文法转向;秦汉倡导“德主刑辅”、“礼法合治”;魏晋南北朝法制推动民族法律文化的融合;隋唐将封建法制建设推向高潮;宋朝之后冀域法制才走向衰落.古代冀域法制建设的特点：一是造就了古代律学名臣大儒;二是儒法合流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三是具有民族融合期的民族特色.     

先秦宗教思想史论纲

先秦是中国古代宗教发系.古代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较高等级的宗教形式,较之原始宗教,它增加了极其宝贵的伦理内容.五帝时期,随着国家的形成,原始宗教向古代宗教转化;夏商完备国家机器的建立,使古代宗教得到充分发展,臻于成熟;西周宗法制,为古代宗教伦理化提供了沃土;春秋时期,随着宗法制的解体,氏族政权衰落,诸子理性学说出现,中国思想走出古代宗教,进入新的历程.     

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

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君王和大臣(如武王、周公),也包括那种以其思想学说救世的布衣之士。出现这种将"圣人"范围扩大到民间无身份人士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绕开了那些垄断宗教资源的天子、诸侯、宗子们,而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向寻求突破,来实现他们"救世"的宏伟目标。始于春秋末期的"圣人崇拜"思潮正是中国经学孕育的温床。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儒学社会秩序的形成、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社会秩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在汉代形成的儒学社会秩序尊重了远古传统、运用了儒学理论、吸取了秦代经验与教训,也符合了时代要求。以仁爱原则为基础、以礼教和儒家法等伦理控制为手段、以维护家国同构的宗法秩序为目的是儒学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分析儒学社会秩序的特点与当代积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

从京房之死与京房之学的关系看，汉代京房易学这类学术确有通过神权强化先秦儒家所讲的。道”的权威以约束君权的意义。先秦儒家学术与汉代京房这类学术同样将“道”置于君权之上，同样与君权有矛盾的一面，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却又不同。这表明汉人这类学术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内在原因的。     

南宋白鹿洞书院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践行

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成功践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范本.它确立了人格培养、德性教育的办学宗旨,恢复了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它从教学、日常礼仪规范和以文化人的环境涵养等方面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德性教育实施途径.其人格德性教育的成功实践对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有着现实的借鉴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