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 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

深入浅出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李正中由史学大师顾颉刚教授口述、教育家何启君先生整理的《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顾老于１９６５年冬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北京香山疗养院期间，为同住在疗养院...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张书学顾颉刚和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分别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史学派别的创始人，本文无意评说二公才学性情之优劣高下，仅拟就他们在治史方面的异同作一初步比较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顾颉刚的治史特点及其在...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白寿彝先生的通史编撰及其思想渊源析论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名家。其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与多卷本《中国通史》,结构严谨、语意通俗、流传量广,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史书编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成就的显著代表,亦是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要求,充分继承通史家风,尤其是民国以来顾颉刚诸先生的通史编撰遗产而取得的集体智慧结晶。     

《尚书·微子》校释译论

当本刊发稿之际,获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不胜沉痛!顾颉刚先生生前对本刊曾给予许多支持,并将《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一文交本刊发表。在这里,借《<尚书·微子>校释译论》发表的机会,对顾颉刚先生的逝世,谨表深切的悼念。     

论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作为中国现代一位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师，在史学界辛勤耕耘了六十多个春秋，提出了不少有关史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编集了大量的史学研究论集，留下了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今年，适逢顾先生的百年诞辰。在这纪念的日子里，回顾一下他所走过的史学道路，评价他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界所起的作用，总结他的史学方法和史学成就，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推倒封建史学的偶像冲击封建史学的各种教条，对它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是顾颉刚在史学界的第一个杰出贡献。自秦汉以来，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史学也被用来作为愚弄人…     

《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之研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创办和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史、边疆研究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认真研究他们的办刊思想,对今天我们搞好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半月刊)是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两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析:以《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为中心

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份文献,代表了国学门同人的学术理念。这份文献阐述了有关学术平等、学术的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爱国、国学与科学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顾颉刚丰富的学术思想与理念。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的学术评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论钱穆的史学思想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钱穆1922年至1930年执教小学与中学，1930年由顾颉刚先生推荐，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1949年以前，历任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武大、川大等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为台中研院院士。钱穆著作等身，计有七十余种。其中，《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国学概论》、《朱子新学案》等，都是传世之作。钱穆综合、提扬了传统史学，又吸纳、消化了西方史学，在自己毕生治史…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史学漫谈

<正> 我是三十年代北大的学生。我们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先生,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傅斯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顾颉刚讲《尚书》,唐兰讲古文字学,钱穆讲先秦诸子系年。顾先生讲《尚书》研究,讲《尧典》时,一字一句的讲,一年只讲一篇《尧典》,但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顾先生口才不好,但教学方法好,带出了许多名家。顾先生教课,总是出练习题,做好后印出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的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史学力著《古史辨》最终在这里完成,并在这里参加和主持了《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期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禹贡学会”,出版《史学消息》月刊和《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抗战期间,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民俗民谣收集整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创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具有爱国思想的顾先生在燕大的后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既是时代使然,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王学典

王学典，山东省滕州市人，1956年3月生，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7月于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数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史学月刊》编委、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学术史及史学思想史研究。现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喇和他的弟子们》、《…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