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朝宫体诗人“以悲为美”之审美情趣——兼及其心理探源

南朝宫体诗表现出了强烈的审美倾向，即“以悲为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宫体诗乐于以“怨妇”，“弃妇”作为表现对象:其次，宫体诗所着力描摹的是女子的泪眼愁容，哀情怨态:再次，宫体诗所选取的前代女性形象也都是些失宠或者境遇坎坷凄凉的女子。这种审美情趣折射出了宫体诗人独特的心理，即他们抱有的赏玩、男权、宣泄心理。     

论南朝民歌与宫体诗的关系

南朝民歌和宫体诗在南朝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两者并非是孤立的文学现象 ,六朝民歌尤其是其中的吴歌和西曲在深入影响文学风气之时 ,实际上也就孕育了宫体诗。它们为宫体诗的产生和流行创设了社会环境、准备了文学观念和提供了传承内容。因此 ,笔者认为宫体诗作为吴歌、西曲娱乐性和艳情特征肆意发展的产物 ,两者间有着复杂而直接的关系。     

20世纪宫体诗研究

20世纪以来,有关宫体诗的义界、宫体诗的时间断限、宫体诗的兴起与帝王士大夫生活的关系、宫体诗与佛教的关系、“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辨说以及宫体诗的评价等方面,学界有过许多争议。笔者认为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其相关方面,如宫体诗与吴声西曲的关系、宫体诗与《玉台新咏》的关系、宫体诗与永明体、咏物诗、山水诗的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研究,渐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且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了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     

宫体诗渊源论二题

乐府诗是宫体诗的源头之一,这是因为乐府艳诗的盛行对宫体诗的形成有着催生作用。但乐府诗对宫体诗的影响又是很有限的,不宜估价太高。文人艳诗也是宫体诗的一源,宫体诗是历史上文人艳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前代文人艳诗的某些因素如拟代手法、体物特色和哀怨题材都为宫体诗所继承和发展。不过,相对于文人艳诗的传统而言,宫体诗的出现又是突变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艳诗的否定。     

“宫体”诗与南朝绘画

以萧纲、庾信为代表的宫体诗创作与南朝尤其是齐梁时期的绘画关系密切,尤其是绮罗画的兴起对于"宫体诗"以女性为直接描摹对象作品的出现具有直接刺激作用。宫体诗在写景造境艺术上的愈发精巧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绘画的构图意识和造境艺术。此外,绘画艺术对于形似的追求和赋彩鲜丽等特征也对宫体诗的工细雕镂的描写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并构成了宫体诗"声色"之美的一个重要侧面。     

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宫体诗渊源论之一

宫体诗是体物潮流影响的结果。在诗歌范围内看,咏物诗是宫体诗最直接的源头。这首先是因为宫体诗与咏物诗是同质的。它们都既是体物诗又是新变体诗,存在着互为源流的可能。其次是因为咏物诗发达于前,宫体诗繁盛于后,说明宫体诗是咏物诗衍化的结果。突破文体的拘限,则会发现赋对宫体诗的产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物手法,一是艳赋题材。赋对宫体诗的作用是魏晋南北朝诗赋对流潮流的表现。     

初唐史家批判宫体诗缘由解析

为避免重蹈前朝覆亡的道路,唐王朝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初唐史家时宫体诗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批判的缘由:一是蔽于方域之见;二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古训,认为宫体诗是淫靡之音,有害政治,进而警示君王要以勤于国政为本,不可沉溺于文章著速;三是调整文学发展方向的需要;四是转变士风的手段.探讨他们批判宫体诗的动机,对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宫体诗以及全方位的揭示文学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齐梁宫体诗与《维摩诘经》

宫体诗产生于齐永明时期,永明体诗人更为讲究格律的艳诗就是宫体诗,以王融、谢朓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维摩诘经》是齐梁时期传布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对齐梁宫体诗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王褒的前期诗作与南朝宫体诗风

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他的前期诗作创作于宫体诗盛行的南朝,但是总体风格并没有受到宫体诗风太大的影响,五言诗更接近以清新明丽著称的永明体,乐府诗虽然借鉴了宫体诗的一些创作手法.但基本上还是健康积极基调.     

唐初文化之统一过程与宫体诗的衰变

唐初统治者在确立其政权之后,开始了建立文化“大一统”的工作,并通过整合自汉魏以来长期分裂的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建构这一体系的主体是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士,这些文士围绕于帝王周围成为当时宫体诗的创作主体.从而令来自关陇、山东、江左各个不同区域的诗歌创作风格与审美倾向得以交流融合,但也造成了唐初宫体诗内容尚质却又追求形式美的新矛盾,并最终导致宫体诗走向僵化与死亡.这正是后来陈子昂、“四杰”开始寻找新的诗歌创作途径的深层原因.     

李世民与宫体诗

部分论者认为李世民延续梁陈余风,大量制作宫体诗,是唐初诗坛宫体诗的提倡者。解析时下对宫体诗的两个具体界定,无论是以"宫体诗即艳诗"还是以宫体即新变体的界定来剖析李世民的诗美,都不能得出这一结论——李世民的诗歌是宫体诗。李世民走出了梁陈宫体,"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其诗"欲崇重今朝冠冕",已经具有了唐代的诗美风格特征。     

论庾信宫体诗的语言艺术

庾信是南北朝后期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家。他在南北各个时期的作品各具特色。其南朝时期的宫体诗在对仗、锤词炼句和句法变换等三个方面存在突出特点。与其后来的多数作品相比,这时期的宫体诗清新委婉、细腻柔美。与同时代的宫体诗人相比,其在自然语言的组织上更显功力。     

徐陵,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人

徐陵是梁陈时代追随简文帝萧纲的重要作家,历来都认为他的诗轻靡淫艳,是一个典型的宫体诗人。然而徐陵并没有始终与简文帝相伴相随,他曾离开宫廷,出使北魏,且羁留长达七八年之久;入陈以后,特别是陈后主即位与狎客大作艳诗之时,徐陵却已悄然作古。因此,徐陵似无大量写作宫体诗的可能。从他所遗留的作品看,无论其内容还是风格,实难简单地以"宫体诗"来论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陵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人。对徐陵及其诗歌的重新认识,实际也关涉如何正确评价和认定宫体诗的问题。     

中晚唐七律向齐梁宫体诗的功能扩张

七律与五律在形式、来源、起源时代等方面各不相同，早期七律在功能上与以齐梁宫体诗为代表的早期五律也有很大差异，但在元和以后，七律已承担起了早期五律的主要功能，包括赋题、咏物、体写女色等。中晚唐七律兴起的艳情诗风可视为七律的功能向宫体诗方向扩张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些功能在五律中却呈现出萎缩的倾向。这种现象表明，在不同源的文体之间，后起文体可以承担起固有文体的功能。     

宫体诗与齐梁间书画风格之转变

宫体诗较之永明作风格更加纤弱，辞采更加华丽，音韵更加和谐，有一部分的格调也显得低俗，这固然与梁后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精神风貌的萎靡不振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与同时代绘画风格、书法风格、音乐风格等的转变亦有若合符契，相互呼应的关系。     

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     

“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

本文辩驳了视徐摛为"宫体诗"创始人之说,指出徐摛所创"宫体"实为"宫体文",首先体现于教命之书的写作上,其后再扩大至其他文类;其特点为文体的创新.由此判断,这之后的由萧纲为主创立的"宫体诗"当与之一样,都在于文体的创新,而无关乎特定题材(包括女性题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萧纲诗歌为分析对象,探究其与前人作品的语言差异,总结渗透于萧纲女性、写景等不同题材诗歌中的共同语言追求,由之观察"宫体诗"的文体价值.     

论魏晋审美意识的发现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

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带来了审美意识的质变,文学的审美价值被发现。到了南朝尤其是梁代,以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为代表的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把文学审美抒情功能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新的境界。宫体诗第一次集中大量地描写展现女性美,力图把人体纳入审美观照之中,并由传统"重德"转向"重色",拓展了诗歌的审美表现领域。     

论南朝佛教与宫体诗

佛教发展到南朝,由重视义理阐发的般若学,转变为重视成佛实践的涅槃学,形成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并深刻影响了南朝后期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南朝宫体诗并非单纯的宫廷艳情诗和浮华诗风的代表,它的产生具有南朝佛教文化背景。宫体诗诗人透过绮靡浓艳的描写女性美的诗句,揭示无常世间的虚幻清净本相,通过对美的刻画和婉转曼妙的语言声律艺术,表达对宗教境界的向往。     

乞灵白少傅 佳句倘能新——试论元好问对白居易的接受

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对中唐诗人白居易颇为推崇。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元好问在思想上和文学上受到白居易的一定影响。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这种接受，既是元好问的个人喜好所致，也是白居易在唐末至宋金时期较普遍地受到文人推崇的反映。元好问与白居易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