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交涉概述

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沙皇俄国又唆使呼伦贝尔的统治者乘机脱离中国。中华民国成立后,中俄政府就呼伦贝尔的统治权问题进行了多年的交涉,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才逐步恢复了在呼伦贝尔的完全主权,维护了领土的完整。     

从外蒙独立历程论苏（俄）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

［摘要］1911年10月，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时，沙俄政府积极支持外蒙古部分封建王公、贵族宣告外蒙古地区“独立”，揭开了外蒙古地区脱离中国的序幕。苏俄、苏联政府的领导人继承了沙俄时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支持外蒙古地区脱离中国政府，并对中国政府施加国际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地区的“独立”，使外蒙古地区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     

从外蒙古的“独立”过程看旧中国外交

“外蒙古”一词最早出现于清初。外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国际国内的环境不同,外蒙古曾经历了三次“独立”:1911年11月30日第一次;1921年7月第二次;1945年10月第三次。三次情况各不相同。      

清政府挽救蒙古茶叶利权的措施——围绕《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两次修订

19世纪以来,茶叶贸易在中俄两国的边境及陆路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但随着列强侵华的加剧,中俄两国贸易的公平性逐渐被颠覆。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后来的两次修订,使蒙古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逐步占领了蒙古市场,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民族关系都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蒙古利权的步步沦丧,清政府内部也反响非常,并一度采取了积极措施,只是在内外扰攘的时局下,这些措施不足以挽救蒙古利权。     

袁世凯终结“大蒙古国”独立闹剧

清朝末年的腐朽与民国初年的动荡政局,为西方列强在中国边疆兴风作浪提供了时机。1911年外蒙古分裂派王公哲布尊丹巴等在沙俄支持下聚会于库伦,决定     

外蒙古纳日班禅寺

1931年 ,由于宗教和政治原因我逃离了自己的出生故土外蒙古。我所信仰的宗教源自西藏。在这里我想叙述一下先前我的宗教在外蒙古的组织状况。16 44- 1911年 ,满清世袭统治时代 ,外蒙古由四大部或是喀尔喀部族联盟 ,以及由大多数为非喀尔喀人的西蒙古科布多西北边疆所构成。各部分编为旗 ,每旗由世袭诺颜统治。外蒙古通过部和旗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清朝皇帝只是在这里派驻少数高级官员监督外蒙古的事务。这里除了非宗教的结构、组织之外 ,还存在着西方大体被称为喇嘛佛教的宗教组织机构。大多数旗里都有由旗财政和个人布施资助的寺庙。除此…     

1905-1917年俄国国家杜马制度实践的历史意义

1905年到1917年国家杜马的设立和实践,是俄国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改革步骤,杜马的设立虽然保留了许多封建残余,但是仍然具有极大的政治进步意义,对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1905-1917年俄国国家杜马的政治实践是介于两种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政治体制,它不仅冲破了沙皇绝对君主专制的统治,同时,也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国家杜马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0年代初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对华政策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期间,苏俄从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采取强行出兵外蒙追剿白匪和坚持长期驻军库伦的作法,来占有当时主权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地区,在外蒙古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     

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

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苏全有在清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贸易占有相当的比例，影响举足轻重，而目前史学界却尚乏专文论及，这与其地位极不相称，故对之作一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一、清初中俄茶叶贸易从蒙古军统治俄国时期起，中俄贸易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俄国独立以后，...     

袁世凯在外蒙古自治中的外交政策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外患频频。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企图把外蒙置于俄国的殖民地。当时,针对外蒙古危机,袁世凯对蒙古进行安抚,希冀和平解决,同时寄希望于列强主要是俄国的调停。在中、俄交涉中,袁世凯在初期对俄的领土野心进行抵制,极力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但由于俄国的政治讹诈、国际环境的孤立,国内政局的动荡和为了政权的巩固,袁世凯最终妥协,放弃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只获得空头“宗主权”。但这种妥协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单纯的“卖国”。     

外蒙政权“议会”设置问题考辨

外蒙第一次"独立"和"自治"期间,设立了由上、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国内外史学界对其设置问题大多语焉未详,抑或错误地认为,1911年12月底库伦政权组建的同时,在沙俄的操纵下即行设立了该议会.俄国外交文件表明,其设置时间应在1914年4月中旬或下旬,且与我们传统的论断恰恰相反,它并非在沙俄操纵下成立.库伦政权组建议会的目的之一,旨在对俄国在外蒙谋求铁路和电线优先权等意图采取拖延政策.     

中俄相互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比较

基于2003—2017年中俄双边投资与贸易额,借助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等方法,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投资分别对母国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与双边贸易呈互补效应,而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却与双边贸易呈现替代效应;短期来看,中俄相互投资对双边贸易均不具有动态关系。中国对俄罗斯低科技含量制成品、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出口及初级制成品、资源性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均与其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俄罗斯对中国初级制成品的出口、低科技含量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出口以及资源性制成品和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与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清末新政与外蒙古独立

清末,在外蒙古独立活动中,沙俄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对外蒙古进行了侵略,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日本也曾觊觎外蒙古,但沙俄的挑唆和侵略以及日本的威胁都不是外蒙古独立的直接原因.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认为外蒙古独立的根本原因是清末逐渐削减对蒙古王公以往的优待,甚至勒索,而新政的推行,尤其"垦荒"成为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线.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俄国农民与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忠于沙皇政府,是沙皇政府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与帮助。农民改变态度,从支持沙皇政府和支持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其原因有三:第一,沙皇的战争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对沙皇政府失去了信心;第二,临时政府坚持战争的政策,把农民推向布尔什维克;第三,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调整对农民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从观望、困惑、彷徨和反对中,转变为支持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     

外蒙政权"议会"设置问题考辨

外蒙第一次"独立"和"自治"期间,曾经设立了由上、下议院组成的、具有咨询性质的两院制"议会".国内外史学界对其设置时间大多语焉不详,抑或错误地认为,1911年12月底库伦政权纽建的同时,在沙俄的操纵下即行设立了该议会.俄国外交文件表明,其设置时间应在1914年4月中旬或下旬.与传统的论断恰恰相反,它并非在沙俄操纵下成立,外蒙政权组建议会的目的之一,旨在对俄国在外蒙谋求铁路和电线优先权等意图采取拖延政策.     

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数量考

1921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外蒙古的大量内地商民沦为难民并纷纷逃离，其中库伦和恰克图的大部分难民进入俄国境内，最终被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接运回国。对于库恰难民的数量，各种文献中记载不一，结合当时实际以及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库恰难民人数应在5万左右。     

简论1968-1972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1968-1972年的国际大环境依然是美苏冷战在继续。在远东,1968年1月,苏联坦克部队进驻蒙古。1969年3月,苏军入侵中国珍宝岛。苏、日继续为“北方领土”问题争执,苏联称日、苏“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但日本的当权者一再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影响日苏关系的因素错综复杂,1972年1月,苏联外长访日表现出的对日友善是为了在外交上牵制中国,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1972.2)与日中关系正常化(1972.9)表明苏联未达到联日孤立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