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地方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福祉

地方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公利,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居于核心层并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又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中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地方利益引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导致区域经济不合作,进而造成福祉损失.只有从地方利益入手,准确清晰地界定并规范和约束地方利益,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进福祉.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及其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的主要根据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行动者或者说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其中地方政府基于其自资源、价值取向、制度规则和利益关系扮演着的不同的角色,但在不少的环境公共事件和环境保护行为中,地方政府经常呈现出角色错位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束缚,而社会力量不够强大和环保认知观念出现偏差则是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的催化剂。     

中美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与执法系统：案例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管理中的地位迥然有异。这些不同之处在包括市容执法、环保执法以及土地管理等行政立法和执法项目中都反应出来。通过对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中的不同目的和管理方式的比较,本文作者认为在美国地方政府运作的特点源于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故此,一些在美国地方政府实践中可行的办法不适用于中国。     

中美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与执法系统:案例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管理中的地位迥然有异.这些不同之处在包括市容执法、环保执法以及土地管理等行政立法和执法项目中都反应出来.通过对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中的不同目的和管理方式的比较,本文作者认为在美国地方政府运作的特点源于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故此,一些在美国地方政府实践中可行的办法不适用于中国.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具体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官员职位晋升标准的政绩化、晋升路径的淘汰制以及政绩晋升合同的不完备性,为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面上,地方政府辖区内利益的共容性和上下级地方政府目标任务的同构性,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得到了强化。     

环境整治的根本之道——兼对我国现行环保治理模式的反思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承担环保责任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应当提供完善的法规供给与严格的环境执法等公共服务。当前,我国环保领域的环保风暴是一种运动式执法,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性思维而非法治思维,这种环境执法模式不利于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难以扼制愈演愈烈的环境恶化形势。我国环境法治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观念和体制上的转变、强化环保部门权力、保障环保公众参与、建立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     

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及其实现方式

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由政府人员的个人利益、政府的地方利益、政府的机构利益三方面组成.政府的自身利益致使地方政府行为也具有明显的利益趋向: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制造政绩工程和完成上级的考核目标来谋求职位晋升的个人利益,政府的地方利益表现为对政府间财政利益的争夺,地方政府的机构利益则体现为政府机构的自我扩张和对财政预算最大化的追求.     

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之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着重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下财政利益与官员晋升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激励机理以及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运用199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利益激励与官员晋升激励催发了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而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合下形成了真实的投资需求,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最后,提出了通过校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进而减少通胀发生频率的若干对策建议。     

环保产业相关主体博弈分析

在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环保产业和污染企业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供需关系,因此生产企业的排污和污染治理策略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及环保企业的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政府的环境规制将影响污染企业的排污或污染治理策略,同时也将影响到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污染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环保产业的目标同样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效应,因此环保产业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府环境政策的支持。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法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新《环保法》已经通过,并于今年正式实施。客观地说,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法治存在不少问题,环境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主要有：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较为普遍、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存在软肋、公众环保意识较差与环境保护参与力度不够、环境司法保护介入力度不够、地方环境保护立法问题不少。因而,应采取既有可操作性又有实效性的对策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对策措施主要有：完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提高企业的生态规划设计与执行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投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环保行为参与度、加大环境司法的介入力度、提高地方环保立法水准。     

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随着地方政府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以及环境保护责任意识的提升,地方政府已经由重经济增长逐步向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并重过渡。选取我国的273个地级市2012—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其次,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最后,政府环境规制、企业绿色转型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三条路径。     

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构——法治生态的视角

法治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生态要素应是相互协调、统一的整体。锦标赛体制是影响目前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生态要素。优化法治生态,建设法治中国,就要实现政府职能转换,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官员考核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司法监督,实现司法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完善政府行为的利益约束机制。     

从垂直激励到平行激励:地方政府合作的利益激励机制创新

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是实现地方政府长效合作的制度基础.我国在发展型地方主义下形成的地方竞合机制,是以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博弈为三大杠杆的一种垂直激励机制,由于其存在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不兼容、政治动员而非平等博弈式激励的制度缺失等因素,因而利于政府间竞争但不利于政府间合作.在地方包容性发展的政策视阈下,高层政府应该通过指导和协调,构建涵盖地方政府间利益分配、利益协调、利益补偿、利益让渡的平行激励机制,从而使地方政府实现一种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利益兼容的制度化合作.     

流域环境保护中的中央地方关系

流域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节的重要领域.中央有义务规定流域统一的环保标准及其地方实施义务,并通过司法诉讼等机制让地方义务落到实处.由于地方选民是流域环境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以流域环境保护首先要依靠地方选举制度的力量,让地方行政执法直接对当地选民负责,从源头上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此基础上,中央通过行政和司法监督纠正流域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迫使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执法负责.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遏制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环保约谈制度的作用机理与实践优化

环保约谈是中央环保部门督促地方政府切实履行地方环保主体责任的行政工具，既有研究发现环保约谈能够迅速生效但效果难以持续，个中缘由尚未得到有效解释。文章引入组织注意力分配理论和多委托多任务结构，以地级市空气质量为例构建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分析环保约谈制度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保约谈通过改变主政官员注意力分配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行为，进而改善空气质量。不过，主政官员变更会打断这一作用传导。在这一作用线路中，地方治理多任务之间的注意力竞争与时序变化深刻塑造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最终导致环保约谈的效果难以持续。为此，需要进一步优化环保约谈制度的技术设计，建立事后不定期回访和再问责机制，延长并巩固约谈压力，提高环保议题在地方政策议程中的优先性。     

企业社会责任规避与地方政府社会安排

企业社会责任的规避与地方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与被动安排相关.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优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对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视优于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视,政府对绝对贫困的重视优于对现代贫困的重视.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狭窄、财政手段软弱、经济动力缺乏、组织化渠道单一是地方政府回避与被动管理的主要原因.合理分摊政府之间社会支出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的比重、优化社会资本的"投资环境"、摆脱企业承担的"政府官员责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培育一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应成为地方政府强化社会安排的有效途径.     

生态优先理念下的环境法治体系完善

近年来,环保部发起的环保约谈虽然对环境行政体制、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等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很难说能长期推动环境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表面上在于政府部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监管,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经济优先的发展思路催生了环境执法部门"泛经济理性"的执法理念。该执法理念扭曲了环境法的立法原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环境立法需要进行价值理念转型。生态优先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先进理念,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优先理念的超越,应当成为现代环境法治的遵循。以生态优先理念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就要建立健全生态法律体系、生态法律制度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不同利益集团间环境行为选择博弈分析

我国环境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本文运用博弈模型统筹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与社会公众间的复杂博弈.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问责力度,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中比重,降低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成本可以推动地方政府共同选择实施环境保护行为;改变目前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明晰责任主体和主体职责,可有效提高环境治理绩效;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培育环保的社会团体力量,让社会民众成为环境监督和问责主体可以有效推动政府环境责任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