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之“薇”意象考辨

伯夷叔齐的故事情节包含了丰富的意象,不同的意象承载共同的文化内容,但是也承载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从西山采薇入手,从小的细节考辨,以考证“薇”意象在伯夷叔齐故事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梳理了相关的文献,对其中的“薇”意象进行了全面的考辨,从“薇”的注疏、“薇”意象的源流、“薇”意象的延续性、“薇”意象的拓展性进行了考辨,从而廓清伯夷叔齐故事中真正的文化内涵.     

阎简弼、刘开扬关于评论伯夷叔齐的来稿辑要

本刊先后收到閻简弼、刘开扬二同志来稿,对冯其庸同志在《历代对伯夷叔齐的评论》一文(见去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中所嚆阐述的论点,有所发挥和补充,并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茲择要发表如下,供读者参考。閻简弼的《也谈谈伯夷叔齐》一文择要: 读了冯其庸同志的《历代对伯夷叔齐的评论》,得了不少的教益和启发,有点意见,也想谈一谈。     

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文化认同论

大禹传说自产生以来,历朝文献广泛记载其事迹、民间广泛流传其传说,全国各地禹陵、禹穴等相关遗存星罗棋布,大禹传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广为流布,其程度超越了任何一位上古历史人物。由于诸多原因,至今关于大禹仍然存在诸多迷雾,正因如此,历史上也存在诸多质疑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声音,尤以20世纪初以来的"疑古"派影响最为重大。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切入,探讨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确立与经受的考验,认为,历史上对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大禹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大禹传说异彩纷呈的根本魅力就在于大禹传说尤其是治水传说一直代表着中国农耕文明这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五代柴窑在新密”初探

五代柴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位置却成为千古之谜。2006年在河南省新密市境内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月台瓷窑遗址,从考古发现与文物遗存、文献记载、地名与历史传说、柴姓渊源等方面考察,可能就是中国陶瓷界苦苦寻觅多年的五代柴窑遗址。     

历史的遗忘与真实：徐偃王的史迹与传说

以时间为序系统梳理历代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和众多的历史人物一样,徐偃王的形象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模糊至清晰的发展历程。通过系统梳理历代文献所载的徐偃王相关史迹与传说,以期探讨文献形成背后的复杂文化及政治成因,进而推动对文献形成过程具有多元或多线性的深入认识。     

小河直街历史街区的保护性修建实施方法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对待大中城市中的历史遗存街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问题.在保留这类物质形态原有风貌的方式中,如何处理开发与保护之间、形态与功能之间的矛盾是其中的关键课题.为避免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的脱节、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的冲突,需要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保护实施保障方法,来营造一个优美、和谐、高效的城市空间.本文以杭州市...     

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基于寿县清真寺的考察

文献记载和口头叙述安徽寿县清真寺修建年代多为明天启年间,但通过梳理当地流传的与修建清真寺相关的“王老贤上北京”、修建清真寺过程中引起的“高度之争”的历史记忆、“关公显灵退流贼”等传说,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考证出当地清真寺修建年代为康熙年间。文章进而指出人们关于清真寺修建年代错误记忆,乃是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历史心性造成的,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反映了寿春镇“过去”的知识和社会结构、认同体系、权力关系等情况。     

大庆地区金代女真文化遗存研究

黑龙江省是金代女真族的故乡,白山黑水孕育了古老的文明.大庆地区的金代女真文化,在宗教信仰、娱乐活动、生活习俗等方面,随着女真与汉族的交融已经保留下来,成为文化遗存.对大庆地区金代文化女真文化遗存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大庆人,了解城市历史、传承城市文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积极促进大庆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大庆文化,彰显城市魅力.     

试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两类青铜文化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古代阿勒泰地区存在着两类青铜文化遗存:克尔木齐早期遗存和库希遗存。克尔木齐早期遗存主体年代范围很可能在公元前2千纪初至公元前2千纪中叶之间;而库希遗存的年代与境外的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相当。从这两类遗存的总体特征来看,都与境外的相关文化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的形成与境外的同时期青铜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据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一文检讨"考古学"——兼谈考古学的定义、理论与方法

本文根据夏鼐、王仲殊作<考古学>一文检讨考古学的性质、定义、研究对象、目标和任务、理论与方法、内外部关系等.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发掘出土的人类"文化遗存"及其他相关出土物而非"物质的遗存",其目标、任务是复原历史或为"历史科学"提供科学资料.由于考古学理论、方法存在重要缺失,尤其是缺乏探讨"...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

汉初传儒经者多为齐经生。齐经生解经更加具有神秘色彩,与汉代谶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汉代齐经生所传、所解《易》学、《书》学、《诗》学、《春秋》学与谶纬间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两者同受上古山川守文化的影响所致。     

《孟子》“顽夫廉”解

通过全面考察“顽”与“廉”词义发展的线索,再参证其它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顽夫廉”中的“顽”应指“愚妄无知”,相应地“廉”应指“有操守”,“顽夫廉”意为“糊涂而不知礼仪的人也变得行为端正有操守了。”从而否定了赵岐等“顽,贪”、“廉,廉洁”的传统注释。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

刘裕主持东晋朝政期间,曾于义熙二年、九年两次派兵伐蜀。第一次伐蜀的条件并不成熟,其本意也并非在于克蜀,而另有其政治意义。第二次伐蜀,则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盖州的平定,除了直接造成梁州的回归外,更为日后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作了奠基。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

从宋以来就有学考定今传《古尚书》25篇“晚书”乃后人所编造,近年出土的简帛佚籍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中相关篇章的内容,恰可证实此说。     

论魏收的尔朱荣评价

魏收编写的《魏书》历来被人诟病为＂秽史＂,唐人李百药提出了多条证据,其中之一是对尔朱荣评价不公允。经考察,对尔朱荣采取较高评价者并非魏收一人,后来陆续出土的大量北朝碑铭材料都可以足够证明对尔朱荣采取较高评价乃是北朝后期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