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关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思考

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二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缩小其与城市市民的差异;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创新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五是建立形式多样的廉祖房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六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推进战略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采取局部推进战略,各地制度模式迥异,影响农民工的权益.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推进战略的因素很多,在推进战略规划中,应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推进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可以实行三步战略,即局部推进、广覆盖阶段,整体推进、全覆盖阶段和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最终农民工养老保险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可行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市的超前发展,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成本上升;农民工流入地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推进意愿不强;城市居民的歧视,增加了定居城市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有实行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工就地转移;构建城市居民和落户农民工的互信;稳定农业发展,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房地产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反过来农民工市民化也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加速分化的态势,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关系扭曲,影响着我国房地产去库存和农民工市民化。为此,亟须建立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住宅建设用地出让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房地产税费制度、农村产权制度等改革,探索房地产去库存与农民工市民化一体化的解决途径。     

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

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诉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必须从社会系统建构着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目标公正"、"社会过程公正"、"制度供给公正"和"政府作为公正".     

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要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问题,必须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提出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以及建立农民工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方式,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文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影响因素、实践路径和促进思路展开了探讨。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经济环境和舆论态度,微观层面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农民工已自发探索出市民化的某些有效途径,如＂打工者阶层向上职业流动式＂市民化、＂回流式＂市民化等;应采取一套全面的促进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社保险种选择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险的险种、实施等制度或政策层面的设计,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也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我国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当前,农民工社保险种选择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工伤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低,养老保险机制缺乏,失业保险难以实施,生育保险进展缓慢,社会救助层次尚低等方面.其成因,既有法制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既有行为因素也有观念因素.政府要深度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扩面,应当创设地区间社会保险参保联动机制,构建社会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险系统机制,全面打造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及其提升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抉择,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畅,除了受阻于客观的制度障碍,还受制于主观的市民化能力不足,这体现在农民工由于制度制约以及受教育程度低所形成的就业能力弱、工资收入低等。这些因素直接阻滞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改革,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继续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为农民工市民化开启便利之门。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农民市民化的多元动力及其制度基础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多元动力的推动和现存制度的障碍使得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繁重而复杂。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为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