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论刑法的体系解释

在刑法解释的诸方法中,体系解释居于重要地位.体系解释可以避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孤立地理解刑法条文,以维护刑法务文内部以及与刑法以外法律的协调,保证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和刑法正义的实现.体系解释不仅要求解释者遵循同一律、排他律等形式逻辑的规则,更要求解释者在正义理念的导引下,作出合乎刑法目的的实质解释.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出现刑法无明文规定、刑法规定模糊不清和规定相冲突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该原则可以从刑法的制定、刑法的机能和价值、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统一等方面找到理论根据.     

实质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三部曲的整体思维

为更好地践行实质刑法三部曲的理念,必须对其整体思维加以分析.面对刑法规范中成文或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尤其是后者)需要补充解释的情形,应基于古典法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及经典罪刑法定原则的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之实质侧面,建立以客观构成要件违法性与主观构成要件有责性的实质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同时,对刑法规范予以实质解释,并以此避免“无罪之罚”现象的出现,通过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建构形式上“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通道,从而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以人为本:从抽象走向现实的刑法解释理念

刑法解释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更是刑法适用的前提与基础.以抽象正义为理念的规则主义刑法解释通常关注规则是否被遵守而忽视遵守规则的最终目标与效果.为了弥补规则主义解释的缺陷,应当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刑法解释理念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刑法解释理念强调人是刑法解释与适用的主体与最终目的,尊重人性、保障人权、满足人的需要成为刑法解释与适用的基本要求,并用科学与人本相结合的知识体系,从理解人自身的视角,在遵守规则的同时,注重规则适用的结果与目的,实现刑法解释的情理与法理的统一,促进和谐司法制度的构建.     

论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法律适用

疫情背景下，有关网络传谣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大量裁判案例显示，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打击范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差，亟需对该罪构成要件的规制范围做出更加贴合时代需求的分析研究。在解释论上，应将“虚假信息”解释为“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而非“没有根据的信息”。不应将行为人的“实质恶意”视为“主观明知”的判断因素。在逻辑上，虽然“网络空间秩序”是“公共场所秩序”的内涵之一，但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还不宜将之上升为独立的刑法法益。因此，我们应将该罪中的“公共秩序”限缩解释为物理空间中的“公共场所秩序”。在下次刑法修正时，立法者可以考虑将在网络中传播谣言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明确设置为一个独立的轻罪罪名。     

刑法解释的良心之维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刑法调整的是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与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刑法的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刑法解释是适用刑法进而实现刑法价值的一个能动的过程。在这一能动的释法过程中,唯有司法者坚守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作为人共通部分的“常识、常情、常理”即“良心”,才能保证释法的结果不违背普通公民的意志,也才能够最终实现刑法的价值。这就是刑法解释的底限。     

"蹭网"行为的现行法规制——基于刑民法的双重视角

蹭网行为对现行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法律进行规制,可以对现行法进行解释,来解决蹭网行为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由于网络用户的不同,蹭网行为可能会产生刑法和民法问题.对于民法问题,可以通过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来解决;刑法问题在理论上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也可以通过对盗窃罪进行解释来处罚蹭网导致合法用户网费损失较大,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蹭网造成的间接损失,也可以运用民法和刑法进行规制.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独立规制,是新型犯罪罪状表述抽象化与罪状解释具体化、信息时代信息价值多元化与危害行为多样化、现代社会犯罪治理精细化与刑法评价精准化的内在要求.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相关规范要素中的“为合法经营活动”应理解为主观超过要素,“获利五万元”应作严格解释,“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应作广义解释,“其他情节严重”应包括信息数量标准.     

“违反国家规定”的时代困境与未来方向——以非法经营罪为切入点进行规范体系的审视

面对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趋向,应当首先对其中心词“经营”通过整个法规范体系的实质要求来限定其为中性,以达致其保护市场秩序的立法目的;然后对其所“非”之“法”进行具体引用,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于“空白罪状”.但是此处前置之“法”显然不足以呼应信息时代罪情的发展,这倒逼着司法解释以解释法律之名,行类推“国家规定”至准“国家规定”之实.通过立法解释等最高立法机关的“决定”适当提升部分部门规章的“规格”,补足刑法罪刑规范中的构成要件要素,应当是复原刑法目标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和谐共生”关系的尝试性通道.     

对孔子实才思想的误读与二重性思考

基于对孔子“樊迟学稼”、“君子谋道”等诸多职业教育思想的辨析,详细论述了其社会分工、功利性批判、贫民教育等职业教育思想萌芽。通过对“求道取仕”与“民生”思想、“鄙视小人”与“重视农业”、“素质养成”与“职业实践”、“文本思想”与“学者解读”四个方面对立统一的阐释,凸显出孔子职业教育思想的“两面性”影响。     

一种哲学智慧的诠释:如何通向本体的澄明之境

关于如何把握本体的存在,这无疑是一种哲学智慧的诠释。"在"与"在者"的划界是通向本体澄明之境的首要的一步。"在"与"在者"的划界也意味着哲学和科学的分野。对于"在"的把握,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人才能发出对"在者"之"在"的追问,而且由于追问方式上本身的遮蔽性,由此产生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在的遗忘"。直到近代以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范畴无疑给出了体认本体问题一个全新的诠释路径。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罪与罚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非但未得切实有效根治,反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情势严峻、危害严重!为此,“两高院”先后公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和部分法律适用,尚未完全彻底有效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统一罪名应用,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及借鉴英关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构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业）务犯罪长效机制,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世界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以及人的能力发展几个方面。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高度饿关联性:"世界交往"才能保存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的生产力;只有"世界交往"才能获得利用全球全面的生产能力;"总体的人"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存在和生成离不开"世界交往";"世界交往"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的依存关系和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世界交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条件。     

论柏拉图相之意念的现象学之维

现象学的解读之法将判断的意念与视域作为其根本的关注点,而恰恰判断的意念与视域是构成其柏拉图哲学现象学之维的核心主题。在柏拉图的《智者篇》中,相之意念由于悬置而堕入非纯粹名称视域中的某个区域,并且相之意念为“种”所规定。“种”不仅在规定“相”之余,还重新阐释了“相”。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视角

针对我国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制度而言,通过反思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应树立无罪推定原则为中心,以取消"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规定,直接改判"事实不清"的案件和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为策略,构建我国的刑事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制度。     

洪秀全“天国梦”与孙中山“民国梦”之比较

洪秀全的＂天国梦＂与孙中山的＂民国梦＂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洪秀全渴望天王专制,幻想以均等的方式化解民生难题,实现人人温饱,最终人去梦碎;而孙中山倡导＂民有、民治、民享＂,希望民富国强。斯人虽去,但他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已经和正在变为现实。由于洪秀全、孙中山的梦想都滋生于中华大地,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都吸收借鉴了西方思想文化元素,都以推翻清廷为己任。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转换的方法,则借助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的"策略性框架",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     

论人民调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治价值

妥善处理社会纠纷,是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人民调解作为中国特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随着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正式实施,这一制度更是彰显出了其重要的法治价值。人民调解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构建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