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互证”的极限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视角关系在性质上属不同类型 ,不可互相转换。历史叙事要求在实证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建立史实“真实性”的分辨尺度 ,而文学仅在形象性和直观感性的前提下谈论“本质”的“真实性”标准。两者之间关于“真实”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因而在使用范式方面不可通约     

钱锺书——专精文学鉴赏的集部大家

本文以《谈艺录》和《宋诗选注》为主要分析文本,认为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将传统集部典故出处之学推广、完善,专精于具体文学现象的鉴赏和评判,寻求人类各种智慧形态之下隐藏的体验性内容.他是当之无愧的专精文学鉴赏的集部大家.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破体”:钱锺书批评文体的特征及意义

破体作为钱锺书批评文体最突出的特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文体意识之破,即破除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形成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文体意识;二是文体运用之破,即突破新旧中西不同文体的畛域,各种文体的特点互渗互补。钱锺书批评文体的破体特征,对于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建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钱锺书的“文心”及其历史意识

钱锺书屡次标举的"文心"概念代表其学术思想本质的两大特征:形式主义和心理学维度。这两个特征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观、批评实践和互通的文化观等方面。具体而言,钱锺书认为文学史是精神心理影响下文学形式的演化过程,与现实社会历史无关,他的批评实践多用语义分析法,重视文本内部和不同文本之间互文性,并习惯借助心理学概念,发掘普遍心理和事理,但追求普遍性和固守文本是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摒弃,而钱锺书打通的文化观,因其立足于各类文本共有的文学性和普遍的精神心理,同样忽视了历史。所以,虽然史学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的畛域之一,但他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具有反历史主义的维度。     

"诗史互证"的文化语境溯源

清代以来,诗史互证作为阐释学方法,虽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文学与史学研究,却几乎不曾关注其生成语境问题。中国文学与史学的传统为"诗史互证"观念和方法的孕育诞生,作了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充分准备。这一阐释学范畴的提出,实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史学观念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也预设了它的限度。     

文史互证与释古鉴今——评《陈东有文史论稿》与《陈东有〈金瓶梅〉论稿》

《陈东有文史论稿》《陈东有〈金瓶梅〉论稿》两册文集,充分反映出作者学术发展的轨迹与特点:由"河"入"海"的学术轨迹,即学术兴趣与领域从更多倾向于文学艺术本体理论研究到跨入社会、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从运河文化史的研究到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文史互证的学术方法,即文史互证,虚实结合,人文阐释与社会科学方法并重,注重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文学发展的关联性研究;释古鉴今的学术追求,即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学术探究体现出作者浓郁的现实关怀。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释“探本”:钱锺书的诗品伦理学——“批本随园诗话”现代版

欲证明钱锺书不仅是现代学界最擅品鉴文学趣味的杰出专家,且是能从古籍读出批评史视野暨美学睿智的大理论家,范例之一,便是系统爬梳钱氏从《谈艺录》到《管锥编》,针对清代迄今300余年流传甚广甚久的《随园诗话》,围绕“探本”今释,所提炼出的一套既具国粹特色,又闪烁着现代思辨光泽的“诗品伦理学”。“诗品伦理学”含三个定律：一是“诗论尺度”须诉诸“町畦”,即在有限语境中说有效的话;二是“诗例笺释”须讲究读“全篇”,切忌“摘句”;三是袁枚在“诗论尺度”“诗例笺释”有悖“探本”或“探而未本”,病根是在袁枚“心乱”,做不到“心不待境静而静”,屡屡借诗话渔利,其借诗话渔利之手法主要有“权门保驾”“闺秀站队”“追星红利”三种。     

论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对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破体”：钱锤书批评文体的特征及意义

“破体”作为钱锺书批评文体最突出的特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文体意识之“破”,即破除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形成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文体意识;二是文体运用之“破”,即突破新旧中西不同文体的畛域,各种文体的特点互渗互补。钱锺书批评文体的“破体”特征,对于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建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钱锺书与杨绛情侣创作的互涉性

钱锺书和杨绛塑造了爱情之死的"围城"意象,他们不是在解构爱情,而是在叙说婚姻中的无爱现状,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第三者,而钱则让"亚当"出走。"围城"还象征着高级知识分子缺乏精神家园四处漂泊的孤独与无望。钱和杨嘲讽了那些伪知识分子的学术能力、婚恋生活和小气虚伪的生活作风。杨是中国早期的高知女性,因此钱对高知女性的书写也可视为对杨绛女士及其生活环境的一种回应,钱在《围城》中对女博士苏文纨、高知女性孙柔嘉和鲍小姐极尽讽刺之能事,女博士在这个时候就被妖魔化了。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批评宋代诗人许月卿发微——兼及钱先生论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

钱锺书先生在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对宋末理学诗人许月卿的诗文进行了毫不宽贷的批评,其评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内容,与《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相关内容比对,可以诠释出钱先生评语的深度内涵。同时,它也启示着我们应当发掘钱先生对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关系的卓见,重新审视理学、气节等因素在钱先生诗学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崇经重史惟真惟实——王若虚文学观与其经学、史学思想的辩证关系

王若虚是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经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以学术精博、见解独到,见重于当时.本文就王若虚文学思想与其经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从立足经学、审视理学、借鉴史学等方面具体论述,认为经学培养了王若虚的思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史学培养其求真精神,作用于文学则形成了王氏重思辨、不盲从,求真务实而又重情性抒发的宏通文学观,使其文论思想在重情、理、诗意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经学思辨色彩,亦带有史学求真惟实的光芒,能够切入文学本体,在金源诗学而独具特色.     

文学美育：“非功利”之“功利性”？——兼论浪漫派文学观

文学美育是文学教育功能的一个维度,与文学德育、文学智育功能有差异又有联系。文学美育的根本效应是陶冶人之情感,丰盈人之感性世界,提升生命存在之自由度。不同于文学德育的理性和“功利性”特质,文学美育有其“非功利”特质。西方浪漫派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非功利性”,突出了文学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张扬与呵护,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之美育功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佐证。文学美育让读者在情感的浸染中使其心性或感性世界趋于丰盈和温润,提升人的情操,从而达成对人性的呵护与滋养,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功利”之“功利性”。我们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德育和智育等一般“功利性”层次,而应在强调文学之德育和智育功能的同时重视并发掘文学之美育功能,进而拓展、凸显和提升文学“作为”的空间与效度。     

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人类历史就其本质而论是变化、发展和进步。反映了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历史进步观因而构成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础。本文探讨历史进步观刚出现时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始卒”、“心情”和“出史入道”——论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在龚自珍看来,客观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人类生活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群体宏观的文化或文明演变过程,还包括个体的鲜活声音笑貌、当下的感性哀乐万千以及众人特别是人才的心情状态;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应该出史入道,既记载和说明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也探寻和阐发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道(即适当的生活方式,包括普遍的理想价值、基本的生存智慧、合理的规范制度等)。在龚自珍心中,研究历史,不仅为了说明历史真相,揭示人生真理,而且也为了确认、表达人生理想,关注、改善人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