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经学史观的历史谱系

徐复观经学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学史观上强调以经学作为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他怀着现代“儒者”的情怀,以独特经学史观解读中国经学史,从而揭示了传统经学史特定的生长机制和思想进路。对丰富和深化20世纪中国经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归真实的经学史”是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旨意所在,在这一精神暗示下,21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

文、武官制之分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官僚体制发展的产物。秦及汉初,虽然官僚制度中已有现实的文官与武官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官与武官分化于东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分文、武,以“文武”一词指代文武百官（包括开府文武僚佐）习见于史。武官系统中,以保卫皇帝、皇宫及京师为职能的禁卫武官尤为重要,“禁卫”（或“警卫”）一词于魏晋南北朝历史中颇为常见,即指对皇帝或皇宫的保卫。     

学术视域中的“红色文艺”

“红色文艺”并非一个自发的成熟的学术概念,但若对其事关公平正义的“红色”内涵与事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事业的外延有所限制的话“,红色文艺”仍然是一个深具问题价值的学术对象。从学术视域出发,“红色文艺”区别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所有文学类型之处,即在于它“以‘人民’为中心”,珍爱生存（权）、尊严、平等、正义等价值,并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有关人物形塑、社会想象等的叙事系统。当然,红色文艺也面临“人民”自身分化等客观困扰,需要有效辨识与整理。     

“民族”概念的困境、原因及建议——兼论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

民族学界对民族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并非真实存在,甚至出现了“去民族化”的思潮.民族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对话以及是否用“族群”取代“民族”概念等问题,原因在于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概念的歧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特性差异、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的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抓住民族发展的基本特点,揭示民族概念的一般内涵,探求民族概念的研究路径来化解其困境.     

“人文”、“生态”、“生生”的跨文化阐释

人文、生态的关系,首先是其自身的生成关系.在中国,“天文-地文-人文”是一体性的;西方则不然,我们所熟知的人文主义是以文艺复兴为基础的人本主张,即一切围绕“人”的原则;生态亦然.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历史不长的舶来概念,并迅速窜红;而在“生态危机”下的各种生态问题,根本上说也与“以人为本”有关.文章认为,我国古代的“生生”概念虽不能与生态边界重叠,所包容的意义和意思却更大,更积极,更符合我国传统的知识体制.它更完整地体现我国的人文与生态的意思,窃以为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具有治疗作用,故竭力彰扬之.     

“神思”在多种视角下的意蕴——《文心雕龙·神思》篇学习札记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文心雕龙·神思》开篇就道出此语,表明该篇旨在探讨作文的思维活动,也表明作者充分认识到作文思维活动的无穷奥妙。正因如此,刘勰极其重视“神思”的重要作用,视之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Ⅲ。也许是《神思》篇的内涵也同样奥妙无穷的缘故,多年以来,学者们对《神思》篇的探讨多有不同见解,或以“神思”为“艺术思维”,或以为是“艺术构思”,或以为是“艺术想象”,等等。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研究的角度基本相同,即都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阐述问题的。笔者以为,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阐发了“神思”的深刻内涵,富有学术价值。不过,假如我们根据心理学原理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可能还会发现《神思》篇更为深广的内涵。     

“历史观点”不就是历史真实——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学习札记

1859年4月和5月,马克思和思格斯分别给拉萨尔写信,批评了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恩格斯在信中写道:“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点”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些评论家认为,“历史观点”也就是历史真实。我以为,这种解释颇值得商榷。评论家们都娴熟地运用着历史真实这个概念,然而究竟什么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则迄今没有弄清楚。一般说来,所谓历史真实经常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着。一种是指对历史运动本质规律的揭示。这种揭示必然是扬弃了历史进程中的个别的、偶然的、表面的现象,必然是理论的概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

结合“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以及“意”在李奎报诗歌本质论中的特定内涵，来分析、研究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重意”这一审美趋向的两种理论批评倾向。其一，李奎报关照到中国诗歌创作中“意”的思想性，即重视诗歌的社会实践作用；其二，李奎报审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对“意”的表达的艺术性，即由对中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揭示，转向对中国诗歌的审美式批评。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读史必须辨伪─—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质疑

1998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余英时先生就此发表了（戊戌政变今读）一文。①余先生自述,“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落笔伊始,先声明“此地无银”,似是余先生的一贯文风。其实,有无附会影射,读者自会作出判断,本不必多费口舌。鄙见以为,余先生既已声明这不是“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当杂文来读,则有无附会影射都不打紧,但对余先生据以立论的若干“史事”的真实性,却不无疑问,故就史论史,草成此文,愿就正于余先生。一、慈搭垂帘听政是根据“家法”吗？‘余先生说：“慈筹在戊戌旧历八…     

梁锡华美文的艺术特质

梁锡华的美文兼具评论性和艺术性双重特征，虽有边缘性但可以从纯文学角度揭示其美质，这主要取决于：（一）它有艺术性和美感教育作用；（二）它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统一的产物，兼有理论性和文学性；（三）它在以形象来表达思想时，其艺术想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实事求是的实践反思

实事求是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全面贯彻,主要是由于缺乏对实事求是的实践观理解。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为基础,来反思和透视实事求是。先分别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各环节“实事”、“是”、“求”各自的真实内涵,弄清了实事求是的实践本质;接着又借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说明了实事求是的实践思维方式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区别;最后,提出了实事求是的三条基本实践原则,科学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真实意蕴。     

刘知几文史关系论指要

本文从3个方面阐述刘知几关于文史关系的重要命题——“文史一流论”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义1．“史者,当时之文”刘氏认为“正史六家”和“杂述十流”既是史书,也是当时之文,这一论断是符合古代史书的实际的。2．“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从“尚简”、“用晦”、“去妄饰浮词”、“载言”、“载文”、“模拟”、“采撰”等诸多文学手法的运用,分析修史必须借助于文。3．“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从文史相同的社会功能、写作内容和原则、史才遴选与任用等方面,论述文与史同属一流,从而对史家提出“学综文史”的要求。     

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吗?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它是由被定义概念、定义概念与定义联项三个部分组成的。所谓被定义概念,就是通过定义来揭示其内涵的概念。所谓定义概念,就是用以揭示被定义概念内涵的概念。被定义概念和定义概念由定义联项联结为定义。比如,在定义“车是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之中,“车”即被定义概念,“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即定义概念,“是”即定义联项。 那么,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龙筋凤髓判》判目破译──张鷟判词问目源自真实案例、奏章、史事考

张判词适值唐代判文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取州县案牍疑议”为问目者,与后来判文“取经籍为问目”不同。《龙筋凤髓判》判文问目源自当时真实案例、奏状、史事者,昭昭可考。唯张骛为避讳,虽保留涉案人原姓,却略省、更改其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它的真面目。这种“伎俩”在当时人不是谜,但为后人解读造成了莫大障碍。以致长期以来,人们不敢轻用其文。实际上,张判词问目是武周、中宗两朝的实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对法律史研究助益良多,或能带来研究角度、研究方式的突破。     

律·敕兼行──宋代刑法体系简论

律、敕兼行,互为补充,是宋代“正刑定罪”的刑法体系之基本格局和特点。律,即唐律502条的沿用;敕,则是对律文未尽、未便之处的补充和修改。有来一代的基本法典──《刑统》,本身便是律、敕兼行的产物。律即《刑统》及宋代以敕代律的传统观点,实是对有关史实的误解,有欠妥当。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下）

三、《天问》修辞艺术举隅 近人黄侃曾云：“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龙札记》）,语文本来就是表情达意之用,所谓“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篇》）,黄氏肯定“惟圣人能尽文之妙”。可见任何体裁之文学作品,若要得到“文之妙”之称誉,必须通过完美之修辞艺术,才得以实现。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

本文是为回应王东、林锋先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一文而作的。本文认为,王、林文存在着诸多令人疑虑和困惑的问题;而且所得出的有些结论完全背离历史事实和基本常识;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难以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人类学笔记”则能够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因此,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