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夷齐之“廉”探源

夷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廉＂是夷齐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典籍中关于夷齐＂廉＂的有关论述主要在《孟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之廉既指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也指其谦让不取的高风亮节和笃道守节的自律精神。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圣之时者——孔子的权变主张

在《孟子·万章下》中，有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圣贤言行的评论，然后总结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所谓“圣之时者”，即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孟子据此认为，孔子已达致集圣人之大成的最高境界。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疏证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非常重要,但此章历来难解,而前两句尤为难解。难解的根源,在于段落独立、词义不明。"故"、"利"二字,众说纷纭,前贤注解已多不同,近人又援引郭店楚简等新材料来解释"故"、"利"二字,遂使文意更为繁复不清。本文联系孟子的"人性论"思想,取用《孟子》材料,以《孟子》证《孟子》,证明"故"字在此应解释为"已然之迹"。在此基础上,探讨孟子思想中"人性论"、"智者穿凿"、"禹之行水"之间的关系,提出笔者对本章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简帛文献与孔子后学思想之内转趋势

结合简帛文献和儒家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孔子之后儒家思想有一种明显的内转趋势。《五行》揭示了圣德与听觉意识及乐之间的深刻关联,并强调慎独之独特内涵,以此突出内心自由和心之修养的地位。而重情,尤其是亲亲之情,在郭店简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六德》和《唐虞之道》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亲亲之情在伦理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性自命出》即情言性,在心与物相接的感应上言教化,并以反善复始的复性义规定此教化成德之本质内涵。这些文献通过对心、性、情以及气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丰富了对人之最本己的能力和可能性及其实践道路的理解,深化了孔子所开启的内转的精神方向,为孟子的出场做了思想史的铺垫。     

朝鲜儒学镜像中的饶双峰《孟子》学及其意义

《四书大全》所收朱子后学之说是朝鲜学者进入朱子学的重要桥梁。朱子再传饶双峰对《孟子》的诠释，具有解析细腻、思想新颖、分析精密的特点，他在性之两分、心之两种内涵、知言养气章道、义、气、体等诸问题上，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看法，激发了朝鲜学者的热烈讨论，把相关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入。朝鲜学者对饶双峰《孟子》说的评议及反应，表明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具有重要影响，故实有必要推进朱子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教化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这两方面所对应的正是《大学》之＂明明德＂与＂新民＂。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化思想中,二人都坚持为政者之德性的成就在教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孔孟认为成就民众之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而在于为政者自身德性的表现。只有成就社会全体成员的德性,一个有德的理想社会才得以可能。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礼记·乐记》之“心”范畴——兼与孟子言心相比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一些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基于这些,唐君毅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我们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     

以尊王贱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论探析

孟子在以德力、义利之辨凸显德、义作为王道内涵的不可取代性和价值优越性的基础上,对王道与仁政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王道与仁政可概括为养教之两大端,即一为养民,二为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而其中尤重养民。就此而论,孟子的王道论具有一定的重效果和现实的倾向。但由于孟子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为政体系以统治者拥有仁德,即以其"仁心"为养民、教民的基础,使仁政成为仁心的铺陈与延展,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从而使历史性的以礼乐之制为典范的王道政治在孔子之后进一步转化为价值性的王道理想,儒家的政治价值理想至此得以全面确立。     

孟子“迹熄《诗》亡”说学术价值重诂

孟子＂迹熄《诗》亡＂说学术价值重诂刘怀荣孟子有所谓＂这熄《诗》亡＂的说法，古人对它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却历来信而不疑。到了本世纪初期，古史辨派以怀疑的眼光重新视古代典籍，孟子这一著名的论断亦被顾颉刚先生斥为＂牵强附会＂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这一问题...     

《西游记》主人公形象的原型精神

本文运用原型批评方法阐释了《西游记》主人公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作者认为这部小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过主人公形象揭橥了人类普遍精神的两大原型母题：即桀骜不驯,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和造福人类,不畏艰险的勇敢探索精神。两者是具有深刻内在涵义的有机神话精神体系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辨

记载伯夷事迹的古籍不少,然而简赅者首推《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将其列于七十列传之首,唐代韩愈又写了《伯夷颂》,于是伯夷、叔齐这兄弟二人的“义不食周粟”就成了历代传颂的高风亮节。然而对“义不食周粟”的理解,历来却存在着偏差。明方孝孺说:“耻食其粟独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谬甚！”(转引自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孟子“不动心”思想探析

孟子“不动心”思想探析萧仕平对于孟子的＂不动心＂，不少论者都有所注意，但其结论多仍有商榷余地。笔者认为，从《孟子·公孙丑上》看，孟子的＂不动心＂与同出于该篇的＂勇＂、＂志＂和＂气＂、＂浩然之气＂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孟子循序同一思路而进发出来的互有联系...     

孟子人性论再评价

<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孟子人性论的分析和评述,几乎无例外地都将其目为唯心论与先验论而予以口诛笔伐。我们却认为,孟子的人性学说乃是前无古人的灼见真知,值得大书而特书。(一) 《孟子·滕文公》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那么,(1)孟子所言之性究竟何所指?(2)孟子道性善的根据在哪里?有无合理性?这是需要厘清的两个基本问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则以为未尝有才焉者,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又说“心之官则思”(《告子上》)毫无疑问,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所在即是人心——能思之心,也即理性。然而不止于此,孟子进而认为,人心作为理性并非仅仅具有     

诗意的内蕴与理性的光彩——《小城之春》与《廊桥遗梦》比较分析

以《小城之春》、《廊桥遗梦》为范本,对两部影片的叙事风格、影片"镜"语的象征意义、人物造型及其性格特征进行了阐述,着重探讨其中各自成趣的审美追求,力图从中西文化维度出发来解释主人公相似经历背后尚存差异的文化与思想背景,即均"发乎情",然《小城之春》片"止乎于礼",而《廊桥遗梦》片"止乎于理";但影片本身蕴育的哲理精神与审美内涵分别将两部影片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