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纯粹数学如何可能”之我见

康德的哲学历来被称为批判哲学,《纯粹理性批判》是这个批判哲学的奠基石,而关于“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论述又是《纯粹理性批判》所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为此,了解康德“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论述,对于我们弄懂康德哲学是十分必要的。 (一)“纯粹数学如何可能”是批判哲学中心论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康德所认为的批判哲学中心论题是什么,这个中心论题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试论伯林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政治思想是伯林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反思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就此所提出的“浪漫”意义上自由概念的袁现形式主要有：康德的“意志自由”;费希特的“同一自由”;弗·施莱格尔的“反讽”;作为浪漫主义继承者的存在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种自由概念成为他后来所提出的“积极自由”概念的前身。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康德的“判断力”及其“永久和平”愿想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与其说是美学名著,不如说是历史哲学要著。康德的“永久和平”愿想虽然来自他对人类历史未来的“揣测”,但经“判断力批判”才获得彻底的哲学奠基。通过“审美判断力批判”为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确立道德感的基础之后,康德扼要阐发了他在此前提出的世界公民政体构想,以此论证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世界公民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康德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知识界,为了更好地理解由此形成的学人意识,有必要搞清康德如何凭靠“时代成熟的判断力”构造世界公民论的普遍历史。     

波普对康德哲学的利用和修正

波普曾长期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下简称《批判》和《导论》),按波普的看法,他在形成自己哲学思想过程中,从“猜想一反驳”的初步构想的形成和后来以批判维也纳学派的形式正式提出自己的思想,都与康德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表现为他对康德哲学的利用与修正。本文拟对此作一阐发。一、“猜想一反驳”的初步构想与康德哲学关系波普曾把自己思想和康德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猜想一反驳”的初步构想。波普在1919年底得出分界问题的基本答案后,继续进一步思考科学方法论的其他问题。1921—1926年间,他特别关注知识形成理论。在当木工学徒期间(22—24年),他形成了如下(?)法:知识的形成有教条阶段和批判阶段。教条阶段是某种期望、某种行为规律在其中形成,从而     

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重建

一直以来,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标志着康德在哲学史上的伟大贡献。因此,理解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是进入康德哲学体系的最好途径,而研究康德哲学也必须从这里开始,因为“哥白尼式革命”显示了康德所面对的问题和他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最集中地体现了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特征和趋向以及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本文将对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产生原因、具体内容以及它的影响进行分析。     

论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因果关系”范畴入手，对与其密切相关的以下问题加以分析：第一、“因果关系”在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中是如何提出的，对此问题，本文对康德的形式判断表、范畴表及真理表的内在联系给以说明，给出“因果关系”在三个表中的地位；第二、康德是如何对它进行论证的，对此问题，本文主要借鉴英国哲学专家威廉·斯密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中的说法；第三、对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学习中牵连的问题的讨论，如“主体与客体关系”、“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等，这就必须放到批判哲学的大背景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过程虽艰难但必将受益匪浅；第四、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对于“因果关系”都有过说明，但角度各异，本文也将力求能把“因果关系”在各个批判中的形态给以大致的说明；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康德的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     

论康德“哲学转向”的意义

康德是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哲学转向”。其意义不断地被提升——在现代哲学的理解层面上加以开掘。因此，从新的角度理解康德的“转向”实质，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康德首次明确地将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TRANSZENDENTAL:含义与中译

在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中,transzendental概念占有一个核心的位置。现在较为通行的“先验”中译仅仅涵盖了这个核心概念的一小部分含义。因此,需要对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做一重新思考,并选择更为恰当的中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原创者康德本人的理解和解释,同时可以参考后来的康德研究者和新康德主义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而后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概念在以后的哲学家那里的传承与变化;这主要是指它在那些以这个概念命名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哲学家那里的传承和变化。整个思考的结果表明,目前更为合适的中译应当是“超越论的”。     

浅谈《纯粹理性批判》之"综合"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综合是一个关键性的范畴,它决定了先天和后天的知识如何统一成为具体的、可以被认识的 知识。因此,理解“综合”的范畴,对于我们把握康德哲学的认识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的任务就在于论述“综合”在于 人的表象能力,而不在于对象,这充分表现了康德哲学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     

“形式”与数学基础问题:基于胡塞尔哥廷根数学学会报告的考察

现代数学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如何理解“形式”的地位与作用,它涉及对现代数学性质的理解与研究路径的选择。胡塞尔指出,数学在经历了19世纪的急剧扩张之后,已经上升到作为“理论之理论”的“理论形式”层面,并带来了如何澄清这种数学的可应用性与合法性的问题。胡塞尔在哥廷根数学学会报告中对此进行了专题性阐述。在报告中,胡塞尔以流形论来界定现代数学的性质,同时以数系扩张为切入点,通过改造汉克尔的“形式法则的承袭原则”,胡塞尔走向了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方案,并指出这一方案需要满足的条件,即公理系统的一致性与确定性,由此,形式数学的可应用性与合法性问题被归结为公理系统内部的问题。对胡塞尔报告的考察有助于理解针对公理系统性质的证明为何会成为后续数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有助于重新审视和定位胡塞尔的数学哲学立场。     

康德形而上学讲座（1775—1782）中的自由概念：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视角

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讲座是理解康德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他18世纪70年代的讲座《形而上学—珀利茨》和18世纪80年代早期的讲座《形而上学—蒙格荣维斯》。这些以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讲座证明了康德在自由的概念上所发生的根本转变。在《形而上学—珀利茨》中，康德在经验的和理性的心理学范围内，以“我”的实体学说的原理为基础，发展了意志(或者任性Willkür)的自由概念。然而，他在《形而上学—蒙格荣维斯》中则与这个“我”的构想决裂了，认为人们在理论上肯定或者否定自由的论证必然会失败，但是人们不得不在自由的理念下行动，因此自由总是具有实践的现实性。由于康德在18世纪70年代没有发表相关的著作，因而《形而上学—珀利茨》对了解康德这个时期的思想很重要。《形而上学—蒙格荣维斯》的一些重要内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都可以找到，证明康德自己出版的著作与这些讲座是紧密联系的，也有助于理解康德其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的一些重要学说。     

康德:先验演绎·主观演绎·客观演绎

康德批判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先天综合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感性与知性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康德提出的“先验演绎”学说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着重考察了康德提出“先验演绎”学说的动机，以及他对“先验演绎”所作的两种不同说明———“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并结合“先验演绎”学说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贡献和对现代哲学的影响，揭示了它在哲学史上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     

从观察、联想到猜想、验证能力的培养

观察是人们获取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欧拉曾这样评价过观察方法的地位，他说：“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数的性质，几乎都是由观察发现的”。联想是一种想象力，如果对数学基础知识没有较深的理解，解题的基本方法没有一定的灵活度，就不可能有广泛的联想。数学猜想是指依据已知的事实和数学知识通过观察，联想所作出的一种大胆设想，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本文就在解题中如何培养学生从观察，联想到猜想，验证的能力问题谈几点粗浅的体会：1精选例题，善于仔细观察在教学中要善于启发学生对事物进行精细周密的观察，把握问题的特征，正…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康德目的性原理的价值探讨

康德的目的性原理指明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把合目的性看作是合规律性的必然结果。在康德的目的论体系中,不仅指出了理性这一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特质,而且论证了具有理性的人是“最终目的”这个结论。康德的人是宇宙的中心或目的的哲学论证,从本体论意义上是不能成立的,但从人学或价值论意义上是有巨大意义的,其对于理解现时代人的问题尤其是理解“人类中心主义”,解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论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

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历来极富争议。科斯嘉、施耐德巴哈、赫费认为该批判无效,理由是它所依赖的循环论证批判无效。科斯嘉等人的论断有失偏颇,因为他们并未理解黑格尔提出的循环论证批判是以空洞性批判的另一要素即伦理偶然性批判为前提。此外,虽然“定言命令式”涉及康德的“人性”概念,但是由于“人性”在康德那里只是被“消极地设想”,缺乏历史实践的教化环节,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人性”概念仍然不能使“定言命令式”免于一种空洞性。     

论康德“图式说”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个先验认识论的“图式说”。对于这个“图式说”,历来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康德的图式与“先验演绎”是相矛盾的,责其先验唯心主义不彻底;有的则认为图式说在康德的先验逻辑中是画蛇添足的东西,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却把它看成是康德对认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动性。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康德的图式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