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武王代商的重大史事,史料价值极高。本文通过字词训估,对“钺鼎、克昏、夙(宿)有商”等记载武王伐商过程的叙事之辞进行考释,认为“钺鼎、克昏、夙(宿)有商”这三个短语的主语承铭首“武征商”而省略,“钺鼎”,描写武王伐商时手持铜钺,正位而立,代天行罚的形象;“克昏”,记武王责问昏庸的“商纣王”的结局——最后占领了商都。     

利簋“岁鼎克闻”补证

商周时将“岁星”称为“岁”,在卜辞和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鼎”为古“贞”字 ,同样能在卜辞和文献中找到对应的例证。先秦两汉文献中 ,“鼎”训为“当”,“贞”亦可训为“当”或“正”,故“岁鼎 (贞 )”就是“岁星正当其位”,“岁鼎 (贞 )克昏 (闻 )夙又 (有 )商”,是讲正当岁星悬在东北方时 ,武王得到了击败纣王伐灭商国的捷报。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直接涉及武王克商的重大史实,记载周武王"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有)商","岁鼎"即"岁正","克闻"犹"克殷".全句意指周人于夏历的岁旦之日打败殷人,清早占领商城.而旧释多不可据.     

“岁鼎克(昏耳)夙有商”考释

<正> 1976年,在陕西省临溱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出土的西周铜器《利簋》,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为研究殷末周初的历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对《利簋》铭文“岁鼎克(昏耳)夙有商”的考释,众口不一,互有出入。有人解释“岁鼎”为“戍晁”、“(昏耳)夙”为“陟侵”,纯属主观臆测,不需详辨。其余各说择其要者,分别讨论如下。“岁”,唐兰先生认为“岁从戊声,甲骨文常用戊或(冫戊)代表岁字,金文也用戊字代表越国的越。此处也应读作越,越夺音近。”吴孟复先生从此说,并作了补充:“岁”     

利簋铭“岁鼎克”的再认识——兼论“岁星当空”诸说的困难

利簋铭文"岁鼎克"之"岁"有四种解说影响比较大,但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岁"字解释成岁星、祭祀名、抢夺九鼎均有困难。"岁"是"右史利"的名,"岁"与"利"一名一字。"岁"本义是斧头、镰刀之类的砍削切割器;"利"本义是锋利,"利"与"岁"名字相应。铭文记载右史利因占卜预测准确,受到周武王赏赐,因而作铜器记载荣耀。"岁鼎克"不能解释为"岁星当空"的天象,用来作为商周之交天象断代的依据。     

《利簋》铭文细绎

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发现一批西周窖藏铜器,利簋即为其中一件。其铭文因涉及周武王征商且有明确的日期,颇为世人所重,本文不揣冒昧,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论证"岁鼎克"即"岁贞战胜";"昏夙有商"即"黄昏后不久占领商都",并疏通了铭文。     

大盂鼎新论

大盂鼎是最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之一,自清道光初年发现以来,累经学者讨论,与西周早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密切关系。鼎的出土地点有不同的记载,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曾征引辑录,①大别之有岐山礼村、郿县礼村两说。近年岐山考古界同志对此有所辨正,庞怀靖先生指出郿县并无礼     

《利簋》释文商榷

<正> 关于《利簋》,张政烺、于省吾,商承祚三先生皆有释文,各有所得,惟皆有未能犁然当心之处。谨陈管见,以就正于诸同志。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武王)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辛末,王才(右)(?)(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方亶)公宝尊彝。”商承祚先生则以“朝岁”连读,以“鼎克”两字为句,“昏夙有商”四字为句。于省吾先生则以“岁鼎克闻”为一句。余与张先生同。谨按:首两句当如张、于两先生读。商先生以“岁”训“时”,并以与“朝”字连文,今按“朝岁”连文,古时似无此语例。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

本文对王国维氏“月相四分”说作了全盘否定。首先从“霸”、“朏”的正确解说入手,纠正王氏将霸朏混一的误失,指出“生霸”、“死霸”非月相。其次就王氏引用的《武成》历日,考求出武王克商的具体年月日,揭示“月相四分”说之非。还针对王氏征引的十件铜器铭文,一一辨析,坐实铜器的绝对年代及铸造月日,昭明“月相四分”说无助于铜器断代。最后立足于月相定点,肯定张汝舟先生绍续俞樾之说,对月相名词作了全面的解释。     

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的纠葛

武王克商之年是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关键 ,两千多年来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探索 ,得出了 44种不同的结论 ,极形纠葛。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 ,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 ,再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将诸家的研究 ,依其引据的史料以及研究途径的不同分为六类 ,分别作了分析 ,并论述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久讼不决的原因。     

“岁在”纪年辨伪

在《国语》和《左传》(汉以前为《左氏春秋》)中,都有一些“岁在某次”的记载,一向被人误认为先秦的岁星纪年。《周语》铸无射章有一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往往被当做周初的天象实录,用为研究克商之年的史料依据;可是,各家据以考证出来的绝对年代,不但是互不相同,而且都经不起史事的检验。其原因所在,除了各家应用的历谱和方法不同以外,还在于谁都不曾认真地考察一下“铸无射”章,到底是先秦的著作呢,还是后人造的伪书;也无人探讨“岁在某次”的来历,它到底创制于那个朝代呢?伪“铸无射”章是汉人编造的,笔者已有论述,现在再谈谈“岁在”纪年。     

《逸周书·克殷》篇真伪考辨

《逸周书·克殷》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经过，它记录了周武王对自焚而死的商纣王实施了“箭射、剑刺、斩首、悬旗”等残酷行为。古代很多学者认为上述记载不实，为后人伪造。汉代之前的许多文献对此事都有类似记载，古代质疑该篇系伪造的学者观点论据并不充分。该篇所载内容为真实史实。     

由清华简《系年》看西周帝籍礼之兴废

新公布清华简《系年》首章有对西周兴衰过程的俯瞰性描述。其中,"作帝籍"和"弃帝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就周兴而言,"作帝籍"是武王能够克商的重要手段;就周衰而言,"弃帝籍"则是周宣王败师千亩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帝籍礼沿革的详细考证,可以判定这一记载具有一定真实性。可以说,武王"作帝籍"在克商的过程中,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宣王因"弃帝籍"而导致千亩之战的失败,则与后人之附会有关。     

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批铜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利簋》,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 珷征商,住(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耳)(昏)夙又(有)商。辛未,     

《史记》对武王伐纣灭商具体时间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兼论其他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

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中,关于周武王伐纣灭商年月日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 《殷本纪》:周武王于是遂率诸 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 日,纣兵败。” 《周本纪》:“乃遵文王,遂率 戈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     

逢逢渊渊释训

本文讨论西周铜器铭文中习见词汇“逢逢渊渊”的释读。从字形、音韵、训诂、文献多种角度提出崭新的见解,以之与旧读“蓬蓬勃勃”相互比较,见其异同。指出“逢逢渊渊”本是形容钟鼓之声的象声词,引申为盛大之意。并顺便涉及与“渊渊”有关的铜器铭文“阗阗”的释读。     

百国“春秋”对西周叙事散文叙事功能、体式的拓展

《尚书》大多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它和西周铜器铭文一样,是西周史官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的记事功能的实践.这种强化导致了叙事细化和言、事相兼的具有文书性质的叙事散文体式的产生.春秋时礼崩乐坏,史官的职责更多转向了“守典奉法”,即借历史著述和对君臣违礼犯法的记载来规范当时的君臣行为.适应着这一职能的转变,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在叙事功能上也由西周时期的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转向了“守典奉法”,并由此导致了西周重在记载礼乐仪式的文书式记事向记载事件发展过程和重视文采的历史著述的转变. .     

西周王年足徵

[前言]孔子有“不足徵”之说,此篇借用“足徵”二字,以示立意允洽。西周五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西周不明,遑论夏商。唯其如此,说多纷繁。此篇乃承继先师张汝舟先生之说,将西周年代的主要依据一一列出,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以求共识。需要说明的是：1、本篇以文献、出土器物与实际天象（历朔干支）相互取证,做到“三证合一”。实际天象用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数据可靠。2‘西周历术刀现象授时,无“三正”之说。当闯不闯,且正转子正;不当同而闯,丑正转寅正。3、西周观象授时,月相记录十分重要。月相必须定…     

论遗民

论遗民张立伟“遗民”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亡国之民，二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本文只论后者，即论隐逸的一个特殊类型。一、追问义在哪里历史上最早又最著名的遗民是司马迁记载的伯夷：（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于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

下篇周代用鼎制度的变化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一样,用鼎制度也有这个过程。《上篇》所述夏铸九鼎,迁于商、周,秦时遭到覆没的传说,暗示出这种制度大约发生于夏代,商、周继而用之,秦以后则崩坏殆尽。在周文化以前的陕西龙山文化遗存中,从不见鼎类陶器,估计周人的用鼎制度最初是受商人的影响而产生,以后又发展起了自身的特点。它在武王灭商以前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至今仍很不清楚。但已有考古材料可以表明,在西周前期就已经有了象《上篇》讲的那种完整形态,并受到周王室和五等爵的两套等级关系的约束;从西周后期开始,原有的制度则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