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雅量与魏晋玄学

“雅量”是魏晋人物品鉴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品目,其本质是沟通儒道,“游外以弘内”,是魏晋玄学理想人格的体现。魏晋玄学人格理论自刘邵《人物志》发轫,经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至郭象《庄子注》而集大成。士人对于雅量的品赏亦在两晋蔚然成风。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论魏晋玄学天人关系理论中的科学智慧

魏晋玄学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智慧.汉代主宰人间赏罚的神秘之天,在魏晋时代成为茫茫宇宙中一个有始有终的自然之物;天地万物之间"类无贵贱";它们"相因相济"而不"相为",玄学家主张"人道为本,天道为末",人类对自然界可以"穷数达变",从而"役用自然",但是,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索取和占有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是在"盗取"天地之"时利";人类利用万物应有限度.这些符合现代生态科学的洞见卓识,对于今天的人们仍具有启迪智慧的作用.     

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

王弼、何晏第一次把“本末”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加以探讨,强调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形成客观唯心主义的“本末”、“贵无”思想,催化了文学本体论思想的产生,对此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论,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特征,另一方面启发了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以援老入儒并进一步糅合儒家道家思想,弥合并解决追求人格独立自由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阮籍、嵇康等“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我个体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反映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追索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催生了文学乃至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     

论荀彧与曹操的合作

东汉末年,在群雄逐鹿的激烈斗争中,荀彧为了实现维护汉室统治的目的,选择曹操为合作对象。两人的合作相辅相成,荀彧作为士族的代表,协调了曹操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同时依靠曹操的军事力量使汉朝统治得以延续。荀彧与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因反对曹操而被杀,后世对二人合作的评价则褒贬不一。     

论魏晋玄学与审美范畴形成的关系

魏晋玄学是建立在“贵无”的本体论思想基础之上的, 其内容主要由人物品藻、名教与自然、才性之辩等几个部分构成。在魏晋玄学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 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魏晋审美范畴, 如清远、虚静、风骨等,并由此引发和促进古代审美意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 把握好魏晋玄学与魏晋审美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 是理解魏晋审美范畴内涵的重点所在。     

论曹操的伦理思想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从他的伦理思想及其实践来看,他既接受过儒家伦理的教育,又有冲破传统伦理的需要和建设新伦理的能力,但他却始终动摇、徘徊在新、旧交替的矛盾之中。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论曹操智囊团

动荡的三国是造人才的温床，曹操智囊团在此时形成，是由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和有才之人的依附和时代的要求，此后智囊团员之间相互配合，在矛盾中调和，他们能够采取各种方法维持自身的生存，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政策来促进智囊团个体与整体达到成功，巩固了曹操在三国中的一霸的地位。     

我看毛泽东论曹操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毛泽东对曹操情有独钟,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一反传统的通说定论,给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不仅肯定曹操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而且赞赏他在政治、文学方面的杰出才能,尤其对曹操诗歌更加偏爱,并且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魏晋玄学的文化精神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它崇尚理性思辩,追求人性“自然”,开创了一代哲学新风,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作为时代风潮,它在扬弃儒学的同时更闪耀着人性发现的绚烂光芒。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

对中国书法的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传统史观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书写意识和体势区别提出了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根据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简牍互相参证 ,证明了“史游创章草”之谬误和“杜操创章草”之可信。而章草之名 ,与后世书家大量以章草书写《急就章》有关 ,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张怀确见过张芝真迹提出新的考证 ,同时以汉简、墓砖为物证 ,说明了东汉末年张芝能创今草的必然性汉简中存在横势隶草和纵势隶草的两种自然书写状态 ,前者发展为章草 ,后者发展为今草。章草逐渐衰落 ,今草日趋繁荣 ,故有新旧书体之说 ,也由此造成了今草由章草衍变而来的历史错论     

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

由于玄学思潮的特殊作用,魏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两汉的质的变化,士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当时形成了以洛阳和会稽为轴心的南北两个山水审美旅游活动中心;而这种时风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又最终影响到魏晋山水文学的创作,实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山水自然题材的广泛扩展,而在形式上则孕育了山川景物记、山水游记等新的山水文学体裁的兴起。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魏吴战争

汉末三国时期,巢湖区域成为魏吴双方争夺要地,而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区域战争的进程与结果。巢湖区域水网密布,湖泊广阔,有濡须水沟通长江,这直接决定了该区域以水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巢湖水系整体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这又间接影响了魏吴双方作战的时机。此外,巢湖湖区周边的地理地质条件,也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魏吴双方战争的决策部署及军事重镇的迁移等。     

曹魏集团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差异探微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原地区生灵涂炭,中原地区土地大量荒废,为了补充人口和增加兵源,曹魏集团顺应并加强了已有的少数民族内迁活动,但对各个少数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虽如此,其政策核心却是一致的——尽可能地使各民族为我所用,同时严防各民族势力壮大。     

曹操立嗣问题考述--从一个侧面看曹操与世族的斗争

曹操立嗣看重诸子的才能,不以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为意.曹操最早有意传位于庶子曹冲.这是一位天才.曹冲早死,他又看上了曹植,但年长的曹丕在朝廷内外广泛交结,赢得了世族元老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曹操支持曹植组织力量,与曹丕相抗,引起了激烈的纷争.因此,在曹丕、曹植争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曹操与世族势力的冲突.为了顾全大局,曹操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确立了曹丕的太子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