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关于煤矿安全事故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角度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成因进行了社会学思考,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如何使理性的两个维度相互补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科学技术的价值负载与社会责任

科学技术具有多重价值,包括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同时也有负面效应。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过程中,人们面临许多伦理问题和道德抉择,需要社会价值规范的引导。科技发展受到社会的选择、调节和制约。科技工作者承担着强烈的社会责任。科技创新和应用要以人类内在的、终极的价值为引导,以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为标准。     

公民社会责任建设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如何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已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下,我国公民社会责任建设中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背离的现象。文章分析了这种背离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且提出寻求这两种理性的统一是我国公民社会责任建设的方向。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导效应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体现着较为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并在体系构成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多种管理工具融合与共同作用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其更加融合和体现了现代民主对公平、服务、责任与回应性等价值理性的关注。     

现代社会的道德定位:责任自觉

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和价值理性的消褪,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现代人所处的道德困境是意义感的丧失。解决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只能是实现责任伦理的自觉。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中,责任伦理的自觉更具有现实意义。     

思辨:经济学教学中价值理性的回归之道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对人类社会活动合理性分析的经典注解,为探讨经济学教学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学教学担负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的双重任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的量化评价固然重要,学生价值修养的提升则是更加不容忽视的课题。经济学教学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关系倒挂必然要求两者的有效耦合。由此,衡量的基准点关键在人,而促使价值理性回归的方式则是"思辨"。     

环境治理的价值取向探析——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视角

环境治理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单靠制度建构和数量监控难以取得深层次的效果,当前环境治理中普遍存在漠视人文价值的倾向,缺乏对价值观的深入剖析。为此,本文从人类理性的两大维度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入手,分别论述了环境治理的工具理性取向和价值理性取向,提出划定价值理性最低限度和工具理性最高限度的原则,探析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现环境治理价值跃迁的路径。     

工具理性对我国家庭价值理性的冲击

工具理性在促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工具理性的越位。家庭作为最为敏感的社会细胞,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工具理性的"个人本位"挤压家庭的责任价值;工具理性的"追求物的最大值"侵蚀家庭的情感基础;工具理性的"手段合目的性"驱逐家庭的道德调节机制。而家庭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家庭抵御外来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践的社会特征及对虚拟实践的唯物主义价值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与亚里斯多德和实用主义的实践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进行的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实践应该是不负载任何价值的社会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结合。虚拟实践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虽然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仍然可以从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社会特征的分析为解构虚拟实践提供了价值导向。虚拟实践的唯物主义价值在于其是改造世界观的重要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对当前虚拟空间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闻价值是事实价值与认识价值的统一——与《新闻价值是一种认识价值》一文商榷

新闻价值是事实价值与认识价值的统一,把新闻价值的本质仅仅归结为一种认识价值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而也就无法合理地解释新闻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新闻价值从创造到实现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含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即从新闻事实到传播主体、从新闻文本到受众。在新闻传播的不同阶段,新闻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具有不同内涵。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理论观点。在其创始人霍克海默那里,"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已成雏形;马尔库塞在继承其前辈思想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及其充当控制工具的消极作用,使"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趋于成熟;哈贝马斯则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及虚假性本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从而使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得以系统化。     

心理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与整合

科学主义追求工具理性;人文主义则更多的关心价值理性.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其在科学价值观上产生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阻碍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只有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结合起来,建立多元化的理论模式和多层面的研究途径,才能保持其应有的本性,促进其健康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科学技术价值探析

科学技术是蕴涵着价值的社会事业。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包括物质文明价值、精神文明价值、政治文明价值、生态文明价值和社会变革价值等 ;科学技术负面价值既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损害 ,又表现在对精神文明的危害。实现对科学技术价值的合理利用 ,应树立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大协调发展观 ,建立科学技术运用的社会控制机制 ,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人、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协调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企业诚信问题的二维审视

有人说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以理性为视角从哲学的高度来探究企业诚信问题,具有时代特性和现实意义。企业诚信在概念、产生机理和维护机制等三个方面都体现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因此,解决中国企业诚信问题的关键点也在于弘扬社会和企业的理性精神。     

生态事实、价值观与生态伦理规范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实质是人类生存的危机。从具体的生态事实出发,重建价值 观,从而综合地制定良好的生态伦理规范是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出路。重建价值观要求消解 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现代教条;制定良好的生态伦理规范,既要求该行为从生态事实出发又要 看其是否符合道德目的。不同的生态事实应该制定不同的规范。因此,不分事实而言人类利 益优先或保护生态系统比任何人类利益更重要都是不对的。     

关于科技与文化价值观的若干思考

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向人们展示了科技的社会功能和人文价值:科学技术在人们摆脱贫困、改善生存条件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科学技术使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发生了全面变革;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提高了主体意识;科学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人文价值受制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要促进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确立科学的文化价值论:树立崇尚科学、热爱真理的文化价值取向;强化科技意识,坚持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原则;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确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坐标。     

诚信的三重境界及其社会价值

在价值层面上,诚信有三重境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功利主义的诚信追求的是诚信之外的功利目的,诚信只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义务论的诚信坚持把诚信作为一条可普遍化的规范而无条件地遵守;德性主义的诚信把诚信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实践,注重诚信品德的生成与培养。在当下社会,诚信的这三重境界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功利主义的诚信因其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忽略诚信的目的性意义而纯粹成为手段,在当下社会虽被提倡,却不应该被继续强调、倡导和肯定;德性主义的诚信强调高尚的追求和境界,但超越社会现实的道德水平而曲高和寡,难以被普遍践行;作为义务的诚信兼顾主体内在的义务感、责任感和外在行为模式的普遍化规范,且在当下社会有相适应的约束机制,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当下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是应该被强调且能够被普遍践行的。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存在悖论:一方面,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凭据。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因其“中立性”而具有某种“合法性”,消除这种“合法性”的办法只能是摧毁工具理性;而哈贝马斯则认为这不具有可行性,提出以“交往行动”取代工具理性。但从中国现实来看,真正科学的态度应是人文精神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共存,发挥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的一面,消解其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