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现代化视角下的考察

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辛亥革命与此前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是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演进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国人认识到进行制度变革的迫切,维新变法之呼声高涨,遂有1898年的维新变法之举。戊戌变法虽遭守旧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但经过庚子之变,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于是"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相继上演。但清王朝对将会危及其统治特权的"预备立宪"敷衍、拖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屠寄

屠寄生活于清末民初,经历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庚子之战、直至辛亥革命,切身感受了近代中国的大变迁.他走遍大江南北,任过教师,入过仕途,同时亦在文学史地学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蒙兀儿史记>一书是其代表作.     

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探析

民权思想是粱启超宪政理念中最富时代意义的内容,文章对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进行了     

清末民初婚姻家庭变革运动的趋向

婚姻家庭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清末民初的婚姻家庭变革是伴随着改良运动和政治革命而发生发展的。它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性觉醒的重要标志。维新变法时期，一大批改良主义思想家从民族存亡和天赋人权的角度着眼，猛烈地抨击旧式婚姻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纲常名教，而极力提倡变革婚姻制度以促进民族文明进步和国家强盛。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倡言婚姻家庭变革的呼声亦迅速高涨，形成批判旧式婚姻家庭的强大舆论，进而提倡婚姻自由和建立“一夫一妻及未婚子女”为核心的人伦平等的小家庭，时称新青年家庭，并成为清末民初婚姻家庭变革的主要趋向。这对社会文明进步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转型时代的游移——狄楚青办报思想演进的逻辑性

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报业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幻,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选择中分化。狄楚青是转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康梁,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戊戌政变后,他背离康梁,由积极参政的政治精英转变为以报馆书局为生的文化精英。伴随着角色的转型,狄楚青的办报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转变,即从"革新舆论"到"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转变。狄楚青办报思想的演进是清末民初中国新闻业转向的折射,是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代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张君劢宪政思想平议

张君劢是近代中国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并且身体力行，致力于宪政的实施。他以自己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给历史贡献了一笔重要的遗产，任由后人研究和评判。一、终其一生的宪政追求宪政在中国是舶来品。１９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将学习西方的重点由其器物文明转向其制度文明。他们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及其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颇大的立宪思潮。这一思潮从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几乎笼罩了整个…     

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

在辛亥革命和民初之时,尤其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古代汉族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国粹”,得到整个主流话语的赞颂。在辛亥革命前后,要求自由与宪政的呼吁被视为与重建汉族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的事实。反映在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延伸的服装观念上,重新恢复古代“汉衣冠”的运动与建立自由宪政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民初帝制事件的发生,古代传统与宪政实践开始分离,包括了“汉衣冠”在内的所有传统符号,都被视为建设现代政体的负面遗产,重建“汉衣冠”的自发运动最终随着新文化批判的出现而销声匿迹。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清末民初短篇武侠小说的嬗变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和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与启蒙运动促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清末民初的短篇武侠小说也表现出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特征,在叙事形式上,它既有对传统叙事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西洋小说技巧的借鉴与引入。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职业小说翻译家,产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域外特色和世界眼光的短篇武侠小说。     

辛亥百年与中国国家政治建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次历史性巨变,对其后百年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历程也是中国宪政曲折发展的历程,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影响深刻,表现在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转型和对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转型发挥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于国家统一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共两党应继承中山精神,共谋祖国统一大业。     

宪政的信念与追求--《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读后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揭示了近世的文人学士对宪政的执著追求与至诚信仰,以及他们一生不息地为宪政建设鼓与呼的战斗精神。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留下了它们深深的足迹。历史启示今人,宪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精神支持。宪政思想的普遍传播对于实现宪政至关重要。明确宪政的价值是传播宪政信念的前提。     

孙中山"五权宪法论"特质之我见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不同于清末民初对欧美宪政的机械模仿与简单移植.它力图超越欧美和苏俄的宪政体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自身的特色.我们把孙中山首创的五权宪法论的基本定型作为中国现代宪政运动的开端.     

清末岑春煊评述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县那劳村人,是清末政治舞台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与袁世凯齐名,有“南岑北袁”之称。其仕途生活始于康、梁宣传维新变法之时。变法失败后,岑仍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影响。但他始终以“忠君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地位和影响

文章针对学术界研究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三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厘清,一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主体力量出自本土,而非外国传教士;二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文学思想日趋成熟,而非没有形成;三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丰富多彩,而非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确认了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指出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     

蔡希邠与康有为桂林维新变法

身任广西按察使的蔡希邠与康有为相待至厚,以不凡的胆识与有利的地位,鼎力支持康有为在桂林的维新变法活动,对推动桂林维新变法的蓬勃展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蔡希邠在桂林维新变法活动中的作为加以稽考,有助于如实考察桂林维新变法活动这段历史。     

徐特立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徐特立一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支持过维新变法,参加过保路运动,投身过辛亥革命,并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评价.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徐特立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这场革命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不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不重视农民问题、不重视政权建设以及不重视革命理论建设.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吸取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继承辛亥革命的精神,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

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从开明专制、训政到新式独裁——兼论近现代中国对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

近代中国围绕宪政民主路径的选择发生了三次论争。一是清末围绕“开明专制”的论争 ,论争双方都承认国民程度影响宪政道路的采择 ,但双方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共和立宪派更否定了依靠清朝统治者推行立宪的可能 ;二是民初围绕袁世凯专制行为展开的论争 ,论者较系统地批判了所谓的“开明专制” ,提出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促进国民程度问题的解决。在对中国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中 ,孙中山的“训政论”日益系统 ;三是 30年代关于“新式独裁”的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新式独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清末报律看清末宪政实践的虚化

文章以清末报律为研究视角,探讨清末宪法性文件、部门立法、部门法实践一步步将宪政实践虚化的过程。要真正实现宪政,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法律实践,保障各项宪法权利真正落到实处。     

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

梁启超参与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在短时间里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知识人,为维新变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湖南时务学堂值得夸耀的成就.然而,时务学堂在梁启超接手后,改变了创办宗旨,不是为湖南培养维新人才,而是成为其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遂激起湖南官绅的激烈反对,并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冲突.梁启超等人的这些做法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社会风气,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毕竟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