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权

宋朝审刑院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司法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其设立原因和机构性质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审刑院设立的目的是分割中书司法职能,限制宰相权力。本文通过对大量宋代基本文献梳理解析而得出的结论是①审刑院设立于淳化二年,设立目的是“慎刑”;②审刑院并非分中书刑房而设,北宋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中并未排除宰相机构;③北宋宰相权力得到皇帝和群臣的支持,并未因审刑院的设立而遭到削弱。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各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是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一脉相承的基本特点,宰相兼理司法的历史链条在北宋时期并未中断,审刑院分割相权说不过是一种误解。     

北宋前期参知政事职权与人事演变

北宋参知政事始设于太祖乾德二年,神宗元丰改制废罢。在北宋前期,参知政事是宋朝中央政府(指中书门下,简称中书)的副长官,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宰相。由于参知政事员任的为政风格、性格特点以及所处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不同,参知政事的权力配置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因此,在参知政事设立之后,其职权几经变化,与宰相分享中书权力的配属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     

北宋中书检正官考论

中书检正官一职仅见于宋代,在北宋神宗朝变法期间活跃于政治舞台。其设立初衷是任用士人为宰相僚属,以朝官兼任。中书检正官之职由于初创,其事务和权限范围模糊,所涉广泛,在变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书检正官人员选用权控制在宰相手中,中书检正官权力的行使是相权的延伸,符合变革期间权力集中,制度灵活的需要。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

在宋代文官中,宰相是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的长官.《宋史·职官志》中说:“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宰相的名称,屡经变更.秦和西汉以相国或丞相为宰相.西汉末,废丞相,置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分掌丞相事.东汉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掌兵,司徒掌民、司空掌工,都是宰相.东汉中、晚期,为了限制宰相权力,尚书省逐渐取代三公职掌,三公成     

王旦与天书封禅及其时代特征

王旦是北宋前期以务实安静为行政风格的宰相,因附和、参与天书封禅而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天书封禅闹剧是北宋社会经过近50年安定发展并呈现初步繁荣形势下真宗君臣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表现,是北宋统治集团由开拓进取向因循保守转变的重要标志,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天书封禅对当时的政风、民风乃至官僚队伍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论北宋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

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历史上藩镇割据之教训,采纳了重臣赵普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想尽办法削弱地方官僚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北宋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通过解除地方节度使兵权、整顿禁军的方式限制地方官僚的兵权;通过文官知州、朝官知县、设置通判的手段来分割地方官僚的行政权;通过统一货币、推行禁榷制度和设置转运使的手段来收回地方官僚的财政权。北宋中央从兵权、行政权和财政权三方面来制约地方官僚权力,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机制,有效防止了地方藩镇官僚乱权现象的发生,改变了唐末五代"节镇太强、君弱臣强"的政治局面,完成了北宋初期加强中央集权之政治目的。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何为圣贤之道

北宋时,一代大儒程颐与有“布衣宰相”之称的范尧夫素有交往。有一天,程颐闲来无事。来到范府小坐,那时范尧夫刚刚卸任宰相之位。说起当年当宰相的事。范尧夫的神情似乎甚是怀念,程颐则不以为然,知识分子爱较真的脾气又犯了,责怪他说：“您任宰相时,     

设立具有中国特色人事诉讼程序之构想

人事诉讼裁判并非追求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结果,在适用程序、价值取向、诉讼法理等方面与普通民事案件存在诸多不同.文章从人事诉讼程序的设立模式、涉猎对象、特别法则以及裁判机构等多角度进行论析,提出了设立具有中国特色人事诉讼程序的初步构想,旨在为中国今后架构专门人事诉讼程序作理论上的铺垫.     

错开的花：反观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及其论争

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80年代掀起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产生是由于对相权、皇权强弱之参照系错误对应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概念的指向混乱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对相权、皇权强弱参照系设定一致,论争应该不会产生。虽然如此,论争却使得对宋代相权、皇权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认为大丞相 ,左、右丞相 ,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 ;同平章事分为两类 ,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 ,其他则为虚衔 ;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 ,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北宋名相李沆生平及为政思想

李沆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真宗时位至宰相.他在位期间,重视吏治,"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尤注意抑帝奢心,"日取四方水早盗贼奏之",每谓人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故有"圣相"之美誉.     

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吕夷简与北宋中叶的政风

吕夷简是宋仁宗朝执政时间最长、影响颇大的宰相。吕夷简从政后经历了由直言敢为向因循保守的转变过程,并以善弄权术而闻名于史。吕夷简的从政特点其实是宋初以来,特别是宋太宗朝以后保守政治发展下的产物。由于吕夷简的特殊地位,其从政特点遂对北宋中叶的政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汉代财政制度演变试探

西汉初年,丞相总揽国家财政。为制约丞相财权,皇帝先后在相府设计相、司直以制约,并以御史大夫分解和监督相府财权,还通过直接控制部分国家仓库来加强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在调整国家财政管理系统的过程中,职能庞杂的少府被分解,最终成为单纯的皇家财政管理机构,真正实现了帝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分离。皇帝的秘书机构最终也取代了相府各曹,成为国家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度支尚书。原来分管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大司农和少府最后演变成为国家财政的具体执行部门。最终在唐代形成了以户部为中心的新的财政管理模式。     

南宋国用司与中央财政

国用司是南宋时期宰执兼领中央财政,以筹措军资的京局.作为在尚书省户部之上设立的理财机构,它是中央财政机构的主要决策部门.通过对其设置背景、机构组织和具体职责的研究,可以窥见当时中央财政运作状况,发现南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明代传奉官研究

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于金陵建立明朝,累世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在历史上产生了。朱元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效法汉唐,继于宋元,开天辟地,自成一统。中央废丞相,设内阁;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集决策大权于一身。丞相用人大权也被剥夺殆尽,吏、兵二部虽然管理大小官员的任用,但仅能掌握中下层官员的管理任用,更使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中叶以后吏部这仅有的权力也遭受到挑战,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而非经过正常的吏部铨选的传奉官的出现就是其特点之一。     

海陵监和西溪盐仓考

海陵监在中国海盐史发展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对海陵监和西溪盐仓史料的梳理,认为海陵监的设立时间应在乾元年间,设立地点在东台西溪,并认为在西溪三相中,晏殊实际上并未在西溪任职过,是前人之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