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双重影响:"推拉效应"和"替代效应"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

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资源,是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要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落户意愿.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最小二乘法模型,分析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型农村基本合作医疗对农民工落户城市具有显著"推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具有明显"拉力".第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拉力"作用高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力"作用;在考虑个人、家庭、社会特征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的"拉力作用"会完全替代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的"推力作用",产生"替代效应".第三,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家庭月均收入、住房性质和社交活动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为提高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需要加大制度宣传力度、降低医保制度门槛、完善医保制度异地转接工作、整合医保制度.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期盼及意向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569份城镇务工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在市民化待遇期盼、市民化意愿和定居城镇类型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由此得出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险是进城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市民化待遇,在城镇务工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他们最希望定居的城镇类型是县城或县级市。据此,笔者提出了尊重农民工需求和市民化意愿,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加强中小城镇建设,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就近就地市民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住房公积金支持农民工购房的路径研究

［摘要］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面具有较强的经济及社会意义。农民工缴存公积金的主观意愿较强烈,但经济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农民工购房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农民工 对住房公积金的了解和评价皆不高,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同时,农民工分布区域差异性制约了住房公积金扩面改革,公积金的错位补贴加剧了农民工购房压力,住房公积金 制度的普惠功能也急需改善,这些都成为制约住房公积金扩面改革惠及农民工的现实因素。提出建立公开规范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制度、推行区域差异性住房公积金政策、支 持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政策、加强住房公积金的住房金融功能等措施,以真正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功能。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选择的影响研究CSSCI

本文基于国家卫健委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与倾向匹配得分法系统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缴纳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购房行为与购房意愿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住房公积金在流动人口购房行为与购房意愿上发挥着“显性福利”和“隐性推手”的作用。进一步看,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选择的影响存在“人”与“城”的群体异质性差异。建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坚持“因人”“因城”施策,在发挥住房公积金的普惠功能、增强流动人口住房消费能力、改善住房条件的同时,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健康有序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与住房消费行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我国早期户籍与住房制度以及城乡分割二元金融制度却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较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其消费能力逐渐增强,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创造的巨大内需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通过构建Probit以及IV Probit模型深入考察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购房意愿、购房融资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对于住房实现模式而言,户主为第三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对应的住房实现模式主要为租赁,但这一群体具有更高的购房需求。（2）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均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住房实现模式及购房融资行为,城市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均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自有住房、购房意愿以及购房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土地资源禀赋有助于增加农业转移人口财产性收入,降低市民化成本,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社会保障覆盖能够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与住房融资意愿。为此,必须加大住房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弱化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融资约束,同时应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住房支付能力。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中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购房影响因素分析

中部地区具有省内就近打工的农民工比例较高、城市购房的意愿较高、房价较低、农民工城市购房的可承受能力较高的特点,有推进中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购房和市民化的物质和意愿基础.利用中部地区279份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城市购房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素质、是否全家外出打工、就业稳定性、对收入满意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购房.据此,提出了主要包括向农民工开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解决农民工贷款难问题、以开发区产城一体化为路径促进农民工城市购房、增加适应农民工特征的住房供给等建议.     

农民工在打工地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为例

在城镇购买住房是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最终目标。通过对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居住在出租屋里362名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房租、生活成本（不含房租）、居住人数、住房满意度等4项指标是影响农民工在打工地城镇购房计划的显著因素。房租越高,越愿意买房;生活成本越高,越不愿意买房;出租屋内居住的人数越多,越愿意买房;对出租屋的满意度越高,越不愿意买房。     

城中村向何处去——兼论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权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是农民工等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落脚之地。开放改革之初,由于正式住房市场短缺,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救助于非正式住房市场,城中村应时而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中村本身的管理问题及其土地蕴藏的巨大级差地租,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的城中村改造运动。而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权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坚持城中村改造方向的同时,制定了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房发展目标,但目标仍然偏低,这决定了城中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廉租房市场仍将长期存在。     

农民工住房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农民外出打工,一部分迁徙至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部分从本地农村迁往本地城镇,形成了一群特殊的群体——农民工。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民工群体的日渐庞大,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从住房保障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和进展,对政府、企业所在试点范围形成的农民工创新住房保障模式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为如何解决当前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提供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准城市化”的困境与对策——内需启动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对市民化的强烈愿望与尚未准备充分的城市相关改革之间错位严重,"准城市化"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影响和阻滞了中国城市化的正常发展与国内需求启动的进程。以启动内需为着眼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意愿、生存能力等因素,应按照"东小西大"原则,积极推进优势县域城镇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从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住房和社保问题,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及破解对策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既是一个新亮点,也是一个研究新方向。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更有效地探索破解对策,通过对漳州、厦门等进城农民工进行随机走访交流、调查了解,并结合对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文章、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然障碍重重,包括制度、观念、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不仅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向新生代农民工敞开城市主人之门。     

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务工地购房是农村外出劳动力融入城市社会、完成市民转化的重要栽体。在不断城镇化及农村外出劳动力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购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其中的矛盾。利用江西省95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务工地购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个人特征是影响其购房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其性别、年龄等变量;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购房意愿影响较大;社会资本中常联系朋友该变量具有的显著性的负向影响;环境特征是牵制农村外出劳动力购房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新国五条实施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中小城市快速上涨的房价引发市场上新一轮炒房热,一线城市因限购而挤出的投机资本进入人均收入、购房支付能力更低的二三线、中小型城市,将导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新国五条”的颁布实施有效地遏制了房价的上涨势头,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

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市场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流动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农民工被迫返乡现象,但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回暖,随即又出现了民工短缺。显然,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阶段性特征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劳动力市场将面临重大转型。深刻剖析和全面研究这一重大转型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机遇,有效保护和深度开发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以维护和提升我国产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且事关长远。     

关于“民工荒”下未返城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为例

在金融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企业订单增加,用工需求增大,但此时出现了返乡农民工不再选择回到原来的城市、原来的岗位,使得大部分城市又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通过对盐城市盐都区的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了此次＂民工荒＂下未返城民工就业去向,旨在为有关部门辩证看待＂民工慌＂与＂民工荒＂问题,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