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日记的比较研究

郁达夫与鲁迅都强调日记的真实性,郁达夫追求的是人性的真,鲁迅强调的是艺术的真;前者重在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后者意为临摹现实、感悟人生;前者表现为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后者表现为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前者明快畅晓,后者含蓄隽永。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的关系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的集中表现。概括地说,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创新。     

个性主义与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三)

苏曼殊小说情爱世界表现出来的自我的初步觉醒与郁达夫的人性的张扬,是对晚明以降个性主义的继承.前者侧重于本体意味上的"性",显得高洁脱俗;后者强调世俗的"情",显得愤激凌厉.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事业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的个性与共性

事业经理人与职业经理人除了具有许多共用的特征外 ,还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职业经理人的目标是在市场上盈利 ,事业经理人不仅在市场上盈利 ,还要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前者的个人价值取向是以求得功名利禄为主 ,后者则还要求得事业价值 ;前者把短期利益看得很重 ,后者更看重长期利益 ;前者更追求残酷竞争 ,后者更追求“竞合”理念 ;前者在企业发展受阻时会选择“跳槽” ,后者会主动创造条件使企业进一步发展 ;前者给企业留下的常常是丰厚的物质财富 ,后者留下的还有精神财富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一、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二、对汉语的全面反思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三、“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理论评析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究竟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本文认为，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家的“技术决定论”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制度决定论”都是片面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交互决定”的关系。     

孔子与基督伦理思想之比较

孔子伦理的核心“仁”与基督伦理核心的“博爱”都是以人心的共同感受性为前提，而要求推己及人、视人如己、助人爱人。但基督伦理与孔子伦理在三个层面上存在着巨大差别，因为前者皈依上帝，后者回到生活。所以，前者爱无差等，博爱众生，后者爱有差等，尊卑有序；前者向上帝赎罪，企求来世，万物一切都是人和神的交流与对话，无需对人间投入精力和热情；后者与自然同在，重视此岸，不去向外超越而反身人际，安于家国族类。前者尊崇灵魂，鄙视肉体，追求生命的超越；后者灵肉兼顾，情理交融，重修养、重践履。前者禁欲，后者中庸、平衡。     

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

自“五四”以来,每当论者就中西文化特征作比较时,常见列出若干个对照项目,展示其异质或异趣特性,诸如:前者主静,后者主动;前者强调和谐统一,后者强调竞争与分离;前者重义,后者重利;前者重农抑商,后者重工重商;前者重人治,后者重法治;前者尚专制,后者尚民主;前者以家族为本位,后者以个人为本位,等等。直观地看,这类比较似乎颇有道理。但如果认真校诸事实,就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中     

是“会话含义”还是“会话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格赖斯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对它的理解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对该理论本身的准确把握.它的汉语对应语本来应当是“会话含意”,但许多学者却错误地把它译为“会话含义”,这对语言学入门者来说是误导.“含义”和“含意”的意思是大不一样的:前者仅指词语等所包含的意思,后者则是指话语或话语中的词语的暗含意义;前者所表示的内容具有客观性,而后者则是言外之意,具有主观性;前者所包含的内容是内在的、静止的、封闭的,而后者所指的内容则是在受话人理解过程中生成的,是外在的、动态的、可延伸的.因此,implicature与“含意”的含义不谋而合.     

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评郁达夫《采石矶》

郁达夫的《采石矶》以乾嘉诗人黄仲则为题材,初次体现郁达夫“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借以影射郁达夫与胡适的一段纠葛。《采石矶》蕴含了郁达夫对名士“狂狷”精神的回溯,并揭示了以“立言不朽”来对抗“在世寂寞”的途径。郁达夫对黄仲则等旧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其诗文,更是一种名士精神的坚持。     

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

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前者为后者作形象化的诠释。这就决定了艳情小说的创作心态是对房中之乐的鼓吹 ;表现手法是对房中术的图解 ;说教内容是对“于男有补”的张扬 ;性择标准是对性能力的看重     

从史学博士白鸟库吉到右翼狂人大川周明——满铁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和“满蒙狂”煽动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和东亚经济调查局是与满铁调查部几乎同时设立的调查机关。前者后来被东京帝大所继承,后者与满铁共始终,两者在日本调查机关中和学术界举足轻重。前者是应学者白鸟库吉的要求而设立的,对“满鲜”的历史地理作了大量调查,也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所谓“稳固基础”;后者则在成立时即担当了日本进行“满蒙经营”的使命,大川周明接管后,更成了推动日军侵华活动的重要机关。     

郁达夫小说中的“我”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饱含抒情的笔调将“我”贯入小说之中的,郁达夫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当时写作这种包含作者身世“自叙”的作家很多,有早于郁达夫的鲁迅,也有晚于郁达夫的王以仁,以至女作家庐隐等.可是真正把“我”带入文坛发扬光大,而且经久不衰的要算郁达夫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的不幸,突出地映衬着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我”的悲哀,始终流贯着时代和社会的悲哀.“我”,是郁达夫在全部创作中精心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当我们今天希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郁达夫时,不能不注意他这些为数众多的“自叙传”小说,注意小说中“我”的变迁与作家生活及社会时代的联系.     

从道德视角领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是纯粹经验的而后者是纯粹超验的,而在于前者能够恰当地处理超验与经验的关系使两者同时得以保全,后者造成超验与经验的分离最终只保留超验。马克思哲学的超验性在于实践能够超越经验的实然之域的超越本身。这种超验性只有在道德中才能得到客观化和现实化。超验与经验相结合成就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彻底性。道德的实践分为个人践行和类践行,两种践行的统一就是“改变世界”与“自然史的过程”的统一。     

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

在“五四”时期的名作家中,郁达夫的文艺思想是独树一帜的。要了解郁达夫文艺思想的演变和形成,不能不探讨郁达夫与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的关系。“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是法国作家法朗士的一句名言。从郁达夫的作品来看,和法朗士的作品风格相差甚远。但郁达夫从法朗士那里接过了这个口号,同他所受到的西方和日本文艺思潮的影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艺术见解。     

自然主义与基督教神意信仰之间: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种误读

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解 ,迄今仍存在着自然主义或基督教神意观念支配下的解读 ,前者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是 17世纪自然科学的“自然”发现 ,提供给马克思的惟一基础是“能量性的” ,从而把文化逻辑消解成了工具逻辑 ;后者在神学的读解方式中 ,试图发现唯物史观的基本“困难” ,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类似性。前者深受“科技”或“经济”决定论的影响 ,而后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神学的范围。它们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理解 ,仍囿于唯物 /唯心之传统对立的存在论立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趋势的若干新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侧重点应该实现三个转化一是从侧重过程性研究向规律性研究转化。前者侧重于“实事”性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求是”性研究,即要揭示寓于“实事”之中的规律性、必然性。实现由“实事”性把握到“求是”性飞跃,是理论发展的升华和必然。二是从侧重中国化研究向现代化研究转化。前者侧重于理论空间适应性的转化,后者则侧重于理论时间相对性的改变。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是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时代意义的重要途径。三是从侧重回溯性性研究向前瞻性研究转化。前者侧重于从历史角度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后者则侧重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不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现这个转化,关键是加强现实性研究。     

辩证法内部的争论:阿多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

本文着重探讨了阿多诺与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 关系问题,认为后者为前者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 由于两者在理解物化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前者最终走向后者的反面,提出要以“否定的辩证 法”来反对总体性辩证法。这种反对的本质不是要放弃理性、遁入艺术,而是要以艺术为理 性祛魅。     

论“乐器人化”──现代中国器乐表现文学作品的一个配器特色

本文探讨中国器乐在配器上的一个特色——“乐器人化”。这一特色表现为两方面：一为类比，二为借鉴。前者探讨乐器与人的关系，提出”乐器＝人”的命题；后者探讨“洋”与“中”的关系，核心是“洋为中用”。尤其后者，为中国文艺提供了新信息，这一特色的深层文化因素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戏曲的“角色化”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