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年监护制度对我国民法的启示

随着日本高龄化社会的急剧演变,丧失或部分丧失判断能力的老年人不断增长,使其成为了各种恶意交易的鱼饵或者自身出现了财产管理困难等诸多问题.对此,日本对原来的成年监护制度进行调整和创新,建立了由第三人来补充丧失的判断能力,并且由该第三人进行财产管理、法律帮助等行为,来防止被监护人权利被侵害为内容的新成年监护制度.我国高龄化现象也很严峻,可我国对应的成年监护的法律已很陈旧,而且与成年监护制度改革经验的日本现行法律的比较来看,这种落后的法律制度已经无法与急速演变的社会关系发展相适应,需要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性潮流的崭新的成年监护制度.     

支票的法律冲突法论析

支票的法律冲突比其他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更为复杂和特别。文章对日内瓦冲突法公约与统一法公约的利弊作了简要的评析。对支票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坚持分割法与排除、限制意思自治两大基本原则区别解决。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支票行为能力、支票行为方式、支票债务、支票追索权行使期限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认为我国现有支票冲突法存在很多弊端，如在支票行为方式上引入意思自治原则、没有规范支票先行行为和后行行为之间的效力关系与我国公民在境外所为的与行为地法相悖但符合我国法律的支票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以及支票债务的法律适用等，亟待予以矫正或完善     

从"论述分析"理论探讨法律语言的性质和地位

本文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从人类学起家的“法律论述”理论描述法律语言在诸多场合与情境(例如法庭上律师对法官、律师对当事人和证人、法律文件的起草和撰写等)的实际应用。第二部分则兼顾前述的社会语言学与法律论述理论,慎重检视和检讨时下法律语言的性质和地位。最后,则针对法律语言的现况,如何在社会语言学、法律论述和民族志等相关领域飞速发展的情况下,配合、因应和进行完善,提出有建设性的改进之道的结论与建议。     

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反对过度解释法律.     

文义解释与法律模糊的释明

作为理性产物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先天缺陷,这些缺陷可以被称为"法律的病灶".解决法律病灶的最重要的救济机制就是法律解释.但法律解释只是面对意义模糊的一种姿态、一种取向,进行意义释明需要具体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中最基本的方法,文义解释优先是法律解释主体必须恪守的原则.根据进行文义解释时所把握的尺度松紧,文义解释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字面解释、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这三种解释均有各自不同的适用场域,各自发挥着释明法律意义模糊的功能.     

为什么法治必然要求法律解释

法律之所以需要解释,端在于人类创造的法律先天存在着诸多不足。人类理性自身的缺陷与追求无美不具的大全式法典之间的矛盾,使得人类要达致对社会生活的有效管理,就不得不对法律进行解释,以明晰法律的意义并弥补其不足;用以表述法律的日常语言存在的词不达意、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等问题导致法律的意义模糊,需要法律解释予以克服;语境转换导致的法律意义理解的多元化,亦需要通过解释辨明特定语境下法律的具体含义。法治需要法律解释,尤其需要法律方法指导之下的合理解释,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法治训诫。     

儒家法律思想与中国现代民法发展

民法理论是西方法文化的基础,西方民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学习西方民法是中国现代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实践表明,简单地将西方民法移植到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甚至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文章将通过比较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法文化的异同,论述在当代中国社会,儒家法律思想对民法发展的借鉴意义.     

何以践行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一项针对成年精障人士"老养残"家庭照料者的项目实践

受"去机构化"运动和精神健康"消费者运动"之影响,精障人士的照料责任越来越多地从机构转移到家庭,家庭进一步成为精障人士日常生活、康复融合之路上的核心支持.针对成年精障人士家庭照料者的需求评估发现,这些照料者的需求突出表现在自身的疾病管理、喘息服务、经济补贴、精障成员的未来养护、政策指导与咨询服务、家长互助与支持、法律支持等方面.而其中,精障人士的未来养护是照料者的最大忧思.本项目从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出发,结合自我照料理论、积极心理学和影像发声法的理论与实务,设计了成年精障人士家庭照料者的社会工作综合干预项目.在传统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基础上,注重回应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及具象目标,着力促进家庭照料者、服务提供者、研究者、决策者、社区他者等利益相关者对残障议题的平等对话,进而促进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实践.基于对项目过程与结果的具象呈现,本项目的实践亦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整合提供了启发.     

论法律语言的意义和作用——自社会语言学跨领域的视角观察

长期以来,整个法律职业所通用的语言,无论是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的用语,抑或是形诸于文字的法条用语,或与当事人权益有切身关系的法律文件的用语,甚至是法学院课堂上的,较之于一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这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皆然。自从法律语言学的开山鼻祖DavidMellinkoff教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题为TheLanguageoftheLaw(《法律的语言》)一书问世以来,无论是法学界、社会学学界、人类学抑或语言学学界莫不从法律语言学视为具有独立生命力的学科出发,开始重视法律语言的社会地位、功能以及属性。无疑地,正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强、技术性亦高的职业,法律语言也就成了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特殊性的语言,象征着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若试图仅以这点来概括一切,似有见树不见林之憾。本文有鉴于此,不仅立基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更试图从“法律论述”(discourseanalysis)理论出发接近该问题,因为“法律论述”关心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其实际运用的场合与情境,牵动着诸多内外在、主客观的因素,一如国外的陪审团审判制度所显示。笔者在本文绪论中提出轮廓之后,接着第二部分再介绍语言的功能和作用并适时引入法律语言。继而第三部分围绕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体”或“语码”(code)或“变体”(variety)的论点,针对诸多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的复杂因素和理论,进行论述与比较。     

理想与现实之间——论法学流派与法治

:西方各主要法学流派对法治的看法各不相同。自然法学从必要性的角度论述法治 ,讲的多是法治的优点 ,属于对法治的建构性论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较为注意法律的独立性、完善性、稳定性以及意义的固定性 ,主张从技术层面上支持法治。社会法学派既看到了法治的理想成分 ,也看到了法治在现实中的命运 ,对法治的研究属于解构性的。法律解释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如果这一学科能吸收自然法学等流派的价值和原则 ,就能建立起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法治理论     

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及对民法总则制定的启示

我国与苏联有关法律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之论述,多数均将法律行为的合法与生效混为一谈。实际上,法律行为的成立并不以违法性为判断基准;法律行为是在成立要件中判断其是否成立,于生效要件中才判断其是否生效;法律行为经常与合法与否没有直接关系,"适法"比"合法"更能准确体现出法律行为的本质。《苏联民法》继受自《德国民法》,但缘于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的需要,苏联以国家意志取代了通过意思表示所形成的私法自治,因此认为合法行为才是法律行为。我国的《民法通则》以"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代替了"法律行为",此规定与理论难以自洽,在实践上产生许多变形,一直不乏学者批评。确认无效法律行为(民事行为)得以撤销,对法律行为的中立性与适法性等特质,有辅助厘清的效果。未来民法总则中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将决定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生活方式,法律人应为此奋斗。     

法治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法理学中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不同学者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本章从对中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述中得出道德与法律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其对于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     

传统法律文化论——评《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其核心是礼与法的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是以礼文化和法文化的冲突、整合为主线的.史广全先生的力作<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正是建立在礼与法融合的基础上,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史先生将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理性透视.史先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了回顾与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历史进程.史先生提出了礼与法融合萌芽、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新分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史先生在成书说理上有着水的品性,把礼与法关系梳理得圆润稳妥.其作是哲学和史学的高度契合,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佳作.     

法律意义标志的诠释学审查

法律是人类通过规则所构筑的意义体系。然而 ,当人们对法律意义进行诠释时 ,所得出的法律意义每每大相径庭。这反映了在法律意义的理解上 ,“只要有理解 ,理解便会不同”的道理。那么 ,如何寻求法律的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追问法律的合法性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品读立法者意志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就在于法律的文本 ;还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对法律的对话而形成关于法律共识。文章站在诠释学的立场上 ,对如上法律的意义标志作了学理解说 ,以证成法律意义标志多元的诠释学理由     

法律思维认识的矫正——以法学教育为视角

法律思维是衡量法律人准入或水准的折尺,亦是法治实现的前提.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理论的粗浅、认识上的错误甚或制度上的因素,法学教育因此迷失了方向,与此相应的法学教育自无效率可言,更无法律人或高精尖法律人适量涌出的可能.走出法学教育困境的当务之急乃是要基于法的自然属性、法学的主要任务、法学教育现状、严格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制度等问题的反思而确立"法学教育就是法律思维之铸成"的理念,以使法学教育的结果应是使学习者获得"渔"而不仅仅是"鱼";并对法律思维的意义及其与法律逻辑、法律方法、法律知识等要素间认识上的错误予以矫正,亦是说,要明晰: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的割裂性及非等量性,法律逻辑对法律思维作用的局限性,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等相关问题,以期在法学教育中为法律思维的培养独辟蹊径.     

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方法的目的解释

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中,学者们对目的解释方法争议最多。这主要是因为:1.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具有复杂性。在法学著作中能够见到的目的就有多种,如法律的目的、立法者的目的、司法者目的、法规的目的、法条的目的、法律的形式目的以及实质目的等等。这还不包括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各类主体更为具体的目的。能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目的究竟是指什么(包括谁的目的,什么样的目的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2.在法治理念下,目的解释方法与文义解释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传统的法治理论,奠基于法律的文义解释方法,认为只有文义解释方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法律意义     

集智而成,用心之作——评张冠梓主编《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

一、谦逊自省《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一书的主编张冠梓表达了对法律人类学发展前景的忧思:一方面,"近年来,无论是法哲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研究,都对法律人类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①另一方面,     

论裁判解释

裁判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它主要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裁判解释是法官裁决案件必须之手段。文章从裁判解释的内容及构成要素、出发点和立足点、目标和原则及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裁判解释应当在遵照立法本意的基础上进行。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