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与勾栏文化

勾栏是元杂剧发展和繁荣的摇篮 ,但是对于勾栏文化这一主题的忽略 ,常常使我们面对元杂剧产生鞭长莫及的困惑。实际上 ,元杂剧的发展是以勾栏为物质文化依托的 ,勾栏的商业性质、娱乐功能乃至市井参与的运作方式都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艺术的底蕴 ,创造了发展的机遇 ,而大批文人的介入则促成了杂剧的繁荣和辉煌。元杂剧因之而获得的独特的平民品格 ,这在戏曲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诸宫调对南北剧文体之影响

诸宫调是一种以唱为主的说唱形式,元杂剧剧本四大套曲的音乐结构很有可能与歌唱有四节的原理相通。在北曲曲牌联套体的音乐结构中,音律有固定的程式;元杂剧剧本以四折为结构也受制于"一人主唱"演员声带的承受限度;元杂剧一个宫调下的套曲,所用韵在同一韵部,且一韵到底,非常严格,因此元杂剧剧本长度必须受到制约。南戏曲牌联套自由组合的随意性,使得它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安排和调节音乐旋律、设置唱段;南戏"多角均唱"的演唱体制,使其在歌唱上不存在演员声带疲劳问题;宋元南戏填词,并没有严格的韵律规则,作者任意为之,一套曲牌中时有换韵,韵辙则常常由一韵旁入它韵,这样在选择押韵时就宽泛得多,因此在篇幅上不受限制。     

论元散曲对元杂剧形成产生的影响

元散曲和元杂剧统称元曲。元散曲的形成先于元杂剧,元杂剧在借用元散曲套数的音乐结构时,也接受了元散曲已有的戏剧性因素的影响。元散曲为元杂剧的成熟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准备。     

大美秦腔

"大秦正声"——秦腔 秦腔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戏曲艺术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艺术精湛,传播面广,影响深远. 对于秦腔的源流,常见的说法有:源于秦汉说,形成于唐代说、形成于金元说、形成于明代说.然而,秦腔产生形成的具体年代,现已难考知."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抄本...     

王骥德的戏曲风格论

中国古代戏曲风格论的形成与流变是同戏曲创作、戏曲活动的开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到元曲,算是成熟了。于是戏曲风格论便应运而生。有燕南芝庵的《唱论》和钟嗣成的《录鬼簿》、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唱论》从演唱风格方面指明了属于戏曲音乐体系的十七官调的风格特征,如“清新绵邈”、“感叹伤悲”、“富贵缠绵”、“惆怅雄壮”、“飘逸清幽”、“风流蕴籍”、“旗旎妩媚”等。《录鬼簿》及其续编是关于剧作家风格的最早的美学思考,初步勾画出了遵劲、工巧、新奇、清雅、华丽等几种作家作品的风格类型。然而这些还只透露了…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戏曲审查

1932-1937年、1945-1949年,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有关机构依据戏曲审查章程和法规对北平市的戏院、剧社、戏曲学校所排演的剧目进行严格审查,审核戏曲学校的改良方案,提高了剧社的准入条件,并调查剧社成员和经费等.其首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对戏曲的审查束缚了戏曲的编演自由,但也禁演了一批低俗、迷信和带有色情内容的剧目,催生了不少富有民族精神的新戏,推动了戏曲的改良.     

元杂剧中的行旅风俗

元杂剧中因剧情和反映生活之需要,保存了大量的行旅风俗,而这些风俗的描写表现为亦蒙亦汉、亦南亦北、亦古亦今的特点,呈现出元人在民俗风情上的包容性、承传性、变异性诸特色.从剧情上的表现和发展的需要上看,元杂剧中的行旅风俗文化的展示是附着在剧情和剧中人之上的,因而这种习俗的展现不是平面的静止的,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正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生活习尚的描述和表现,才赋予戏剧深广时尚的艺术魅力.     

礼乐视野下的清代地方官府演剧初探——以直省地区的府厅州县为考察中心

本文尝试从戏曲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清代地方官府演剧的戏曲史意义.文章认为,清代地方官府的戏曲活动主要有祭祀演剧、万寿庆典演剧及署宅堂会演剧三种类型;这些戏曲活动虽然功能、特点各异,但从礼乐视角看实际上都是一种配合地方诸礼而演的"乐";而各地官方仪式用乐的戏曲化,既是清代礼乐与戏曲交互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对清代戏曲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杂剧人物命名的象似性与理据性

元杂剧的人物命名体现了汉语的理据性和象似性的特征。象似性是指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的相似关系,元杂剧人物命名的象似性特征表现为:在人名用字的书写形式上具有图示象似特征,在语音形式具有谐音象似特征以及隐喻的使用三个方面。隐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隐喻的特点是通过某一类事物来理解另一类事物。元杂剧人物命名中隐喻性人名所占的比重较高。理据性指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的、可论证的联系,理据性在人物命名方面主要表现为转喻。转喻则是通过事物的某一特征或与其他事物的特殊关系来认识该事物。元杂剧一些人物命名直接以人物的长相、穿戴、身份、行为特征等为依据,属于以转喻为认知基础的命名方式。     

论清代杂剧的个人化倾向

清代杂剧作家深化了明中后期杂剧作家个人化的观照方式,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融己身入剧,注重主体情感与个体趣味,使个人化特色表现在戏曲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一个人化倾向有其产生的独特原因,它在推进清杂剧案头消亡的同时,亦促成了文人杂剧的最终完成。     

上古先秦之"乐"与戏曲元素

本文从宫廷文化的角度讨论自上古至先秦这一时期的"乐"的诸形态与戏曲的关系。"乐"有两大义项:乐舞与娱乐。这两者共同构成一个"乐"的文化生态,戏曲的舞台形态就在这个文化生态中产生它的雏形。     

历史地看待京剧的现状与未来

京剧是体现北京人文特色的典型艺术形式。北京京剧繁荣的历史与首都优势下的人口数量、职业结构、文化环境、生活节奏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环境的巨变推进了京剧现代戏的编演。京剧的前途系于剧场观众的增长 ,业内人士有必要客观地总结以往的艺术实践 ,创作出贴近现代生活的新剧目。政府的支持也需要与艺术规律、经济规律进一步协调起来 ,以促进京剧普及与提高的结合。     

论清代说唱艺术中的《水浒传》--以子弟书和扬州评话为例

在《水浒传》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说唱艺术和戏曲一样,承担着向大众尤其是不识字者传播《水浒传》的任务。从接受的角度看,《水浒》的说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既有自己的艺术品性,又受到《水浒传》小说本文的限定。而作为改编的艺术,说唱艺术的发展空间又非常之大。子弟书和扬州评话是清代说唱艺术的代表样式,其中的《水浒》曲目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水浒传》本文在说唱艺术中被接受的情况。     

傩戏的面具与非物质之“道”

傩戏面具是傩仪与戏剧表演相结合的民俗艺术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的另类记号,它有自己一整套程式化、结构化的记号概念和演述系统。根据傩戏面具的纹样图案、五官造型考察傩戏面具的层级迁延与群落形态的类型学意义及其细节特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这一借由行动和表演形成的、与固有的文字书写史相区别的另一维度的演述史。傩戏围绕面具完成了艺术与宗教、物质与非物质的转换机制,演述着与人有关、与天堇有关、与神鸟有关、与人类精神愉悦与灵魂自由有关的密码记号---待时而动、知行合一、超越现世苦难、自由在地行走。傩戏面具的背后蕴含着穿透历史与时光的非物质之“道”。     

论郑振铎戏曲典籍整理的学术成就与文献价值

郑振铎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文献学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中国现代戏曲学的开创者,在整理戏曲文献、创构戏曲历史与拓展戏曲评论方面都起过筚路蓝缕和披荆斩棘的先导作用。他竭力探寻收集与潜心梳理编纂戏曲文献,全力收藏与精心鉴定戏曲作品、论著版本,毕生虽没有出版一部戏曲校点著作,却从未轻视过戏曲文献的勘误和订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学术成就,为我国戏曲典籍收藏保存与整理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明清戏曲序跋之戏曲搬演论构建研究

作为明清戏曲理论形态之一种,明清残曲序跋构建了以舞台为中心的戏曲搬演理论.其主要表现为场上之曲的创作论、演员的舞台表演论和舞台场景的调度论.它们各具特色,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消长,与明清戏曲论著的对比而言,更容易彰显明清戏曲序跋批评形态构建的独特性及其理论特色.     

清代北京旗人与戏曲

清代的戏曲极为流行,同旗人的热情参与有关。清朝各个阶层的旗人中戏曲爱好者层出不穷,几任皇帝曾经以政府力量支持戏曲发展,旗人王公贵族听戏玩戏一掷千金,有的旗人票友甚至为之倾家荡产。旗人对戏曲的痴迷与投入也蕴含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     

元杂剧科范的文学功能

元杂剧科范是剧本规定的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 ,它的文学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塑造人物形象。二、推动情节发展。三、营造环境气氛。科范的这些功能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结合有代表性的剧目 ,具体分析元杂剧科范的文学功能 ,阐释其重要的戏剧意义 ,是很有必要的。     

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中心

何良俊的《曲论》是明代17种“戏曲论著”之一,其中所蕴舍的戏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戏曲文辞的“本色说”;二为提倡“情意独至”的“情辞说”;三即追求艺术精细度的“声律论”。